布什政府以大幅减税1450亿美元、美联储以大幅减息75个基点的方式确认了美国经济已进入温和衰退期，并且可能尚未达到谷底。在次级债危机的共振下，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高温不降。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07年的初步数据表明，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4.7万亿元，同比增长11.4％，高于去年0.3个百分点，增速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物价方面，去年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其中12月上涨6.5％。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坦陈，保持市场价格稳定的难度很大。

　　外冷内热的落差让各界的焦点集中在：美国乃至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会否带出中国经济的拐点？

　　外需下降难改中国增长势头

　　国内外的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经济成功主要依赖着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乍看之下，这一点不言自明。2007年，中国的出口规模几乎占GDP的40％。这个数字自2001年以来翻了一番。其中，1/4中国商品的出口目的地是美国，欧盟的比重还要更大一些。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速已有下降，一个看似符合逻辑的推论是，中国经济成长将因出口引擎动力衰减而受到冲击；并且，如果今年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将比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要严重得多，因为中国“世界制造业工厂”的称谓也就是最近几年才声名鹊起的。

　　然而，简单地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有误导性的。相关资料显示，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一点也得到了有关国际组织的验证。世界银行在日前公布的《2008年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说，发展中经济体的活跃将缓冲美国目前增速放缓的影响。该论断的证据是，在贯穿2006至2007年的全球高技术周期性下滑影响到出口势头的情况下，很多经济体的增长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推动。

　　对此，笔者认为，世界银行隐含的意思是，中国是上述依靠国内需求推动的“很多经济体”中的一员。

　　问题的关键在于，外贸依存度和（净）出口占比等简单指标忽略了出口和GDP的计算方法存在的本质区别。出口度量的是总量规模，而GDP度量的则是增加值。如果仿照GDP的计算方法来度量出口，那么，外需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得到更为合理的考量。

　　仔细来看，出口中至少包括两部分是计算增加值时需要扣除的。其一是，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产品部分，比如来料加工产业中的原材料；其二是，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在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部分，比如有国内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后一部分之所以要扣除，是因为它们也是不计入GDP的。

　　只有如此，出口的指标才是增加值意义上的，才可以与GDP相比较。否则，由于产业分工不同，出口的重要性在国际间就不具有令人信服的可比性。众所周知，中国出口中制造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制造业中的很多投入是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一进一出后，出口规模虽然庞大，但附加值其实并不大，因而对GDP的意义也并不大。因而通俗而言，GDP只度量附加值。经过这样的调整，中国“真实的”出口比重立即下降到占GDP的10％以下。

　　“真实的”出口比重占GDP10%以下的比例虽比日本略高，但低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新加坡和台湾，这与中国的大国经济结构是吻合的。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出口的明显下降并没有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在IT泡沫破灭的2001年，中国的出口下降了35％之多，但中国整体的GDP增长率只下降了不到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就业指标也证明了出口部门在经济的比重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大。调查显示，1/3的制造业工人工作在出口导向型部门，这只相当于整个就业规模的6％。

　　近两年中国的净出口（出口减掉进口）增长的确很快，2005年以来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0％，而此前只有5％左右。应该注意到，首先，净出口的放量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出口规模的大幅上升，而是因为进口规模的明显下降。其次，尽管净出口已十分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也不宜夸大；实际上，即便是中国的净出口下降为0，中国内需仍然可以推动接近9％的高增长率。最后，从地缘分布上看，中国对新兴国家的出口占了更大的比重，而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仍活力十足。

　　内需转换而不是内需增加

　　因而，内需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值得注意的是，“消费”不足并不意味着“内需”不足。将这两个概念混同是大量分析中常见的低级错误之一。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头等功臣不是外需，而是投资。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8％，占当年GDP的55.6％。一个担心是，出口部门的萎缩是否会导致投资的缩减。这一点担心实际上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中国一半以上的投资是发生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直接和间接与出口部门有关的投资只占14％的比重。

　　正确评估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系列的重要启示。

　　首先，宏观调控部门应该将出口下降的因素考虑在内，但不应夸大国内的严峻形势。按已有的信息判断，中国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2008年至多会比2007年下降一半，但此前的分析表明，这也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从11.5％的过热区间下降到10％的较为合理的区间。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从这个角度说，美国经济的放缓将帮助中国经济适度降温，而不会把中国经济拖入衰退。中美经济虽远未达到“脱钩”，但中国经济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无疑植根于内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自成体系；鉴于今年主要基本面拐点难现，中国宏观调控的压力也不会因美国经济的放缓而自动缓解。

　　其次，应正确对待国内外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批评。中国顺差在规模上的确很大，但简单的指标可能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度量。从贡献率上看，实际上，2007年净出口贡献率占美国经济增长的30％，远远超过中国净出口的20％贡献率。这一点显示，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美国内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

　　再次，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调整内需本身的结构。所谓中国内需不足的观点是模糊的，并可能会转移国内结构改革和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中国的调整在于应增加消费的占比。投资和消费同是内需，但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根本上说，应该是需求转换型的，而不是需求增加型的。

　　从紧同时应保持足够灵活性

　　就中国宏观形势而言，美国经济的放缓并不会带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相反可能会在整体上帮助经济合理降温；相关政策部门应合理考量出口下降对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不应过早松懈。

　　如上分析表明，国际金融市场和需求的变化将缓解中国物价全面上涨的风险，并可能降低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这些显然不是坏事情。如果我们回到此轮宏观调控的目标，就会发现，外需的下降正在促成这些目标的实现，虽然可能会伴随一定程度的苦恼。比如，外部经济降温将有助于中国资产价格的降温，顺差的下降，流动性过剩的减缓以及物价的平稳。有人担心中国的消费，因为2007年12月份中国零售总额出人意料地下降了0.4%。然而，这一点能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经济的衰退值得质疑，事实上更明显的是，物价的上涨对大众消费能力的伤害，恐怕是主要原因。长期来看，如果物价企稳、人民币升值，将能够提升家庭的消费需求。

　　当然，如果全球经济真的走向深度衰退，中国经济势难幸免，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风险并不大。反过来说，如果仅因美国衰退就视为中国经济的灾难，则意味着中国宏观调控应该提前放松，从技术上到理性上，这都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此外，宏观调控政策应相机而动，避免出现滞后效应。今年整体宏观调控的压力下半年有可能小于上半年。但下半年的奥运经济效应，可能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正确评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要贬低出口部门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注意到，FDI实际上缓解了中国金融部门改革的滞后，为中国提供了极端重要的资本积累。另外，外贸部门带动了中国的技术更新换代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仅仅能从GDP贡献上可以看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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