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事实证明，如果电信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地位削弱了，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国民经济要快速发展，但电信的供应跟

不上需求，一时成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政府及时采取了得力措施：如跳跃式的技术引进，三个“倒一-九”的政策支持，实行高水平的初装费……，使电信很快摆脱了被动局面，进入良性发展过程。从“七·五”、“八·五”、“九·五”一直到现在，获得了世人瞩目的稳定的超常式发展。在2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市场做大了，从网络规模到用户数量，我国都处在世界前列。在超常发展的同时，为了与国际接轨，为了直面加入WTO后的挑战，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主动的、稳妥地进行电信体制改革。概而言之，我国的电信改革已跨越了三大步。

　　我国电信业改革历程

　　第一步，1994年—1998年：初试体制改革，初见电信竞争。

　　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开始改变。双垄断寡头的竞争使基本电信服务市场效率得到改进，在联通公司进入的移动通信市场，邮电部门大幅降低了入网费和资费，但电信市场并没有形成规模竞争。

　　第二步，1998—1999年：机构改革和产业重组，第一次拆分中国电信。

　　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在原电子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随后电信业实现了政企分开。1999年2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对中国电信拆分重组，将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原中国电信拆分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等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公司。此外，为强化竞争，政府又给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颁发了电信运营许可证。现在国内电信市场共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7家电信运营商，初步形成电信市场分层竞争格局。

　　第三步，2002年上半年：第二次大规模重组，第二次拆分中国电信。

　　为了进一步“打破垄断，公平竞争、优化配置、加强监管”，国务院决定对固定电信企业进行重组整合。此次电信改革虽然涉及已有的多家电信运营商，但重点仍然是针对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可以说这是第二次对其拆分。5月16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网通集团公司”正式挂牌，为这次市场重组划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重组后的各运营商还需要调整和整合。

　　当前的竞争格局

　　1、进一步破除一股独大的局面

　　这次重组整合后，我国电信市场份额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电信领域已形成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星和铁通公司等六家基础电信企业和4000多家增值电信、无线寻呼企业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中国移动首次成为我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新的中国网通将跃居第三，中国联通下降到第四，余下的市场份额则由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和铁通分食。而且，各电信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均低于50%，没有一家独大的局面。如果按各公司现有的市场份额排名次，中国移动将首次成为我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业务收入占36.6%；新的中国电信集团次之，占33.8%；新的中国网通集团跃居第三，占17.2%；中国联通下降到第四，占11.3%；中国卫星和铁通公司只占1.1%。虽然没有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但从上述6家经营基础电信业务运营商市场份额看，第5名和第6名与前4名的差距仍然非常大。事实上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集团公司目前的运营势力、市场份额和竞争能力都还不能与其他4家相比。所以，也有的专家将这次重组称为5＋1(卫通)或4＋2(铁通和卫通)，认为国内电信市场将逐步形成以四大势力接近的大型电信集团公司为核心、一大批专业化的各类中小型企业为外围的基本竞争形势。

　　2、有意破除本地垄断

　　据媒体报道，早在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的第二天，即2001年12月12日，国务院就批准了中国电信南北分家的方案，提出了“打破垄断，公平竞争、优化配置、加强监管”的指导方针，决定对固定电信企业进行重组整合。我国这次实施的重组，两大集团公司仍拥有中国电信已有的业务经营范围，允许两大集团公司各自在对方区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和经营本地固定电话等业务，双方相互提供平等接入等互惠服务。南北两部分按光纤数和信道容量分别拥有中国电信全国干线传输网70%和30%的产权，以及所属辖区内的全部本地电话网。重组整合后的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网通集团，是中国电信业两家实力相当的固定电信主体运营企业，双方在全国均拥有完整的长途干线传输网和所属地区完整的本地电话网，具备平等接入、比较竞争的基础条件，并具有本地电话、长途电话、国际电话和国际互联网业务经营权。同时，南北可以竞争又可以渗透：新网通既有北方10省的电信资产，又有全国先进的IP骨干网，且在挂牌前几个月前就已在南方大城市“网进”了1000座顶级写字楼的电信业务，就象“楔子”一样打进了新的中国电信的核心地区。另一方面，新的中国电信占有全国70%的电信资源，他可以利用资源优势向北方扩张。

　　3、有利提高服务质量

　　新的竞争局面形成后，用户选择电信服务余地大了，可以货比三家。竞争对用户是有利的，一方面可以享受更周到的电信服务；另一方面，通过竞争可以由市场来调节电信资费，长话费将进一步下降。几年前世界范围内一个流行一种说法，在电信资费中的距离因素不再重要，所谓“距离趋于死亡”。这种说法在发达国家开始变为现实，但我国还没有做到。通过重组和竞争，我国将加快向这一目标前进的步伐。

　　对我国电信改革的思考

　　1、过分拆分传统电信公司未必是最佳选择

　　从欧盟和美国的电信改革历史看，两者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处置”原有的传统电信公司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结果也就完全不同了。在美国，首先通过法律手段对AT＆T进行拆分，每拆分一次，AT＆T缩水一次，如今坐在美国长途通信市场第一把交椅的是WorldCom公司，而在无线市场，AT＆T也只排位第三。如今的AT＆T虽然仍是全球电信业里的“大腕”，但今非昔比，成了“瘦死的骆驼”。欧盟各国对传统电信公司进行改革时，采取温和、宽容甚至保护的政策，在长达10-17(英国)的电信改革过程中，没有一家传统电信公司被拆分，相反少数国家，如意大利却通过拆分市场份额较小的公司来加强传统电信公司。结果欧盟传统电信公司在改革中并未受到根本损害，竞争局面照样形成。欧盟一批传统电信公司从2001年开始走下坡，是3G牌照折腾的结果，与改革无关。

　　我国的电信改革如果以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为起点，至今将近9年了。开始时只有中国电信与联通公司两家竞争，人们习惯将这种市场格局叫做“双垄断”，认为是复制了英国90年代以前的竞争模式。1998年到2002年我国进行的两次重大电信改革与重组，很象是美国的改革模式，改革的重点对象是市场的传统主导公司-中国电信。使中国电信就象当年的AT＆T一样，市场规模越来越小，竞争力自然受到削弱。从表面上看，此次电信改革虽然涉及已有的多家电信运营商，但重点仍然是针对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3年前的1999年2月，中国电信第一次遭到拆分重组。日前完成的第二次电信体制改革进一步弱化了原中国电信集团的市场地位，使其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半壁江山″。2001年，中国电信虽然遇到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业绩滑坡，但仍然占中国整个电信市场业务收入的51%。新挂牌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网通集团公司”分别占原中国电信业务收入的33.8%和17.2%，新的中国电信集团首次退至次席。

　　2、谁是国家队？

　　早在1998年-1999年，当时的中国电信面临改组、“横切和竖切”时，无数业内人士和专家就在许多场合不厌其烦提出这么一些问题：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电信领域需不需要“国家队”？支离中国电信，谁来当“国家队”？今天重提这个沉重的话题，可谓“老调重谈”，可是这个话题是值得政府考虑的。虽说经过当前的改革，基础电信业务里有多家运营商，且没有一家的市场份额超过50%。那么，重组后的几家大型电信集团公司是不是同为“国家队”？如果同为“国家队”，除联通集团公司外，其余均未获得全业务许可证，总觉得不象“国家队”；没有全业务许可证，“国家队”又如何实现彼此之间或与国外同行的同质竞争？而且，我们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们不是WTO成员，真正参与国际竞争似乎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如今我们已经“入世”，我国政府承诺外资将逐步进入我国电信市场。就是说，我国电信业已经置于WTO的竞争环境中。相对我国目前的几大基础电信运营商而言，那些身经百战的外国跨国运营商就象“巨无霸”。在凭势力说话的市场竞争中，我国现有的运营商就是再过几年恐怕也很难与“巨无霸”们抗衡。再说欧盟，欧盟之所以不轻易拆分传统电信公司，就是继续发挥传统公司大而强的优势，同时改造其资本结构，帮助其增强活力和竞争力，使改制后的传统公司仍然是各国的“国家队”。欧盟15国1998年全面开放电信市场后，国不论大小，所受影响并不大。可见，电信市场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不能没有“排头兵”，不能没有“国家队”。通过此次重组，有实力的中国电信运营商在确保国内市场、做大做强、争做“国家队”同时，可采取合资、购并、参股等方式适时进入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3、构建全业务运营商把握发展机遇

　　经过1999年和2002年两次大的电信体制改革，都是政府发动和强制推进的，符合世界电信改革的潮流，是我国主动应对WTO挑战采取的重大举措。但人们普遍关注的某些问题在这次改革中还是没有触及：目前全国只有中国联通是全业务运营商，传统电信运营商不允许经营移动业务在WTO成员中是极少有的。此次重组，原来的中国网通是主要的受益者。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在改组中并没有受到影响。中国移动电信市场完全由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两家“双垄断”，虽然固网公司(包括铁通)也在一些城市经营“小灵通”(PHS)，但尚未形成大气候，不足以成为上述两家公司的竞争对手，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层面的的竞争业务。人们有理由提出新的问题：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两张移动经营许可证就够了吗？另外，几乎在世界所有国家，不允许原来的传统电信运营商经营移动业务的少之又少……如果说，过去的中国电信在2G移动通信领域只能旁观，那么3G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3G在国外曾被炒得“找不着北”，结果许多运营商被套，负责累累，经营惨淡。到现在为止，3G也没有火起来，问题不是技术，而是市场还不成熟，供求不应期。这就说明，在技术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市场和需求是第一位的：市场驱动和刺激技术发展；新技术如果符合市场“呼唤”，则会催生新的市场。我国政府和制造商、运营商对待3G的态度是积极的、理智的、稳健和务实的，因而没有出现“3G泡沫”。但现在面临一个新选择：一旦3G市场成熟，其发展规模就会很快壮大。如果政府对经营固网的中国电信集团和网通集团给予经营3G许可证，这些公司就在重组后得到了大发展的机遇。

　　4、能破除本地垄断吗？

　　破除本地垄断，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难题。美国从1996年一直到现在，出台许多反本地垄断的法律及强制性规定，见效不理想，本地垄断仍然我行我素，其他公司进入本地相当困难。除美国外，其他国家也找不出真正实现本地竞争的例子。我国是否通过重组就能破除本地垄断，就能实现本地业务竞争？人们还是表示担忧，因为纵观国外的经验和教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本地运营商会顽强地阻击，而且各公司还会利用本地资源优势进行市场延申。如果真是这样，南北方可以互到对方地盘经营市话业务的规定会不会成为“纸上谈兵”？另外，除了当前新出现从南北两家公司，其余公司如果要进入这两家范围建本地网，成本投入非常大，资本回收周期难以预测，投资风险使其他公司进入这两家公司把持的本地市场望而却步。

　　5、确保电信普遍服务

　　我国电信改革和重组后将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普遍服务。建立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已经写进《电信条例》，但如何贯彻落实却不是那么容易的。过去，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基本由重组前的中国电信提供。据称，中国电信每年要为此项服务支出80-100亿元。换句话说，原中国电信每年在普遍服务方面的亏损达80-100亿元，重组后，如果仍然让新的中国电信一家承担普遍服务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电信主管部门要会同政府财政部门就建立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和普遍服务基金机制形成框架意见，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应配合政府就成本问题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说法。在法规方面，也应该明确定义现阶段我国普遍服务的目标，普遍服务的承担者、实施者和提供者。

　　6、确保网络互联

　　网间互联一直是困扰我国通信质量的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信息产业部早就意识到，并制定了《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电信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网间互联规范很难得到认真执行。

　　自中国联通问世以来，网络互联凸现出来。比如，手机用户发送中文短消息服务受宠后，在许多地方还只能在同一网络间进行，移动、联通手机不能互发，互联互通再一次受到挑战。

　　在中国，网间互联问题还有其他的形式，比如有的主导电信企业不积极提供互联需要的管道、电路等必要的基础电信设施；有的企业对国家批准已启动的互联所需的号码，找种种理由拖延做数据，使要求互联的一方无法开业务；网络互联后，个别主导企业网间中继设备过少，不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而且增加中继难，造成通信不畅。

　　目前中国电信业互联互通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大部分是人为造成的。对于一个WTO成员来说，为竞争者提供网络互联是主导运营商的基本义务。经过此次重组，网络互联更加复杂了。为了使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政府管制机构要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执法上要严格公正。运营商一定要调整观念，坚决按照WTO的关于网络互联的规则和信息产业部关于《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办事，共同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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