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电信的发展，两个巨大的问号始终悬挂心头：一是原本那么落后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何能够短短10年就在电信网络规模上超过日本甚至美国；二是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电信行业，为什么骂声一片，几乎遭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几乎一边倒的谴责？

　　时间跨过20世纪的门槛，光荣和梦想似乎越来越远，但尴尬却接踵而至。

　　2002年5月，随着新网通和电信集团的挂牌成立，标志着新一轮电信改革重组基本完成，媒体一再评点：我国电信业已经逐渐进入了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进行混业经营和促进电信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新发展阶段。而新一届政府，也在不同场合都表示对电信管制将进行不断的深化改革，争取使电信管制体制和管制政策扭曲的状况得到改善。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电信资费改革的调整、电信分拆方案的执行、小灵通的全国蔓延让原本似乎稍微平静的电信市场波澜再起，而最近学者和专家在小灵通问题上的“交火事件”更是引起了大众对电信发展广泛的争论。

　　笔者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梳理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过程，而对下列词汇的解读似乎提供了些许的帮户。

　　一、“特色中国”下的“改革开放”

　　按照纯粹经济学的逻辑，需求是发展的唯一动力，电信的发展也是如此。但纵观电信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是电信发展的前提，正是因为它激活了社会对通信的强烈需求。道理很简单，开放就要交往，交往就要沟通，沟通就要手段，通信是最便捷的手段。因此，说到底：改革开放是产生通信需求的强大动力，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样的需求，没有需求自然也就没有今天电信的发展。

　　我认为电信的发展得益于四大政策，这样说起来改革开放是电信取得所有成绩的前提，并非成为套话，其实有至深的内涵。

　　而改革开放并非就能造就电信业的腾飞，因为对照起来印度的开放要比中国早很多。中国电信业能有现在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因为“特色中国”的缘故，那就是中国政府强大的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举全国之力、动员全社会发展电信。在80年代前，国家动用财政对电信进行投资，每年就几个亿，尽管对比现在这样的投资规模已经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确是很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投资要上千亿，这样的大的投入再靠国家投资是不可能的。

　　因此，从1988年起，中国开始根据“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大原则，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解决资金问题。国家，给了倒一九政策，上缴的利润90%反还用于再发展；地方则搞联合建设，从地方财政中尽量支持电信投入；消费者则拿初装费，支持电信发展。

　　正因为这样的内外环境，造就了中国电信现在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打破“垄断”，引进“竞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电信改革走过的路程：

　　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吉通公司成立。中国电信市场第一次引入竞争。

　　1998年，邮电分营，邮政电信分开，为以后的电信改革做了准备。

　　1999年，移动业务、寻呼业务开始从中国电信剥离。同年中国网通成立，为形成多家电信运营商竞争局面进一步奠定基础。

　　2000年，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移动集团正式挂牌。电信的寻呼业务成建制并入联通。年底，中国铁路通信公司成立。

　　2001年，中国电信再次酝酿拆分。年底，中国卫星通信公司成立，初步形成多家运营商群雄并起的局面。

　　2002年，新中国电信集团、新网通集团成立。至此，形成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和中国卫通的5＋1格局。

　　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信产业狂飚突进式的发展，社会公众对电信产业放松规制、开展竞争的关注与日俱增。尽管这种热情往往出自于一种认为垄断降低了效率的直觉和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注，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让我们加重了这种认识：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来由计划所控制的资源配置权力逐渐转化为垄断权力，形成行政性垄断，造成竞争与进入的壁垒，电信业的垄断力量导致了高价格和社会净福利的损失，同时造成了管理上的X非效率和寻租行为。正是这种对在位垄断运营商效率低下的不满推动了九十年代以来的电信业改革。

　　毋庸讳言，前一阶段的改革成果初现，无论在移动领域和固话领域：中国的老百姓都在慨叹，有了选择真好。但电信改革在西方国家的历程表明：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一般而言，政府解决市场经济下的自然垄断难题有三种选择--国有化、规制和鼓励竞争。如果垄断或者是不完全竞争的缺点已经成为共识，为什么不能要求电信业成为完全竞争市场呢？而如果完全竞争在现实中不可能达到，究竟应该如何制定规制政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克服规制本身的局限性呢？

　　三、当“规制”被提上日程

　　产业经济学家拉丰和泰勒尔在《电信竞争》告诉我们，电信行业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电信业是典型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产业，某些业务领域从技术角度看存在着自然垄断。换句话说，在产业的"上游"，电信网络的重复建设对全社会而言，是缺乏效率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只能由一个或者少数几个运营者提供服务。随着电信业务需求的增加和电信技术的发展，在产业的"下游"，需要多个运营商开展竞争。对于进入者而言，为了能参与竞争就必须有接口，于是这些接入部分将成为进入者的瓶颈。接入定价的制订必须兼顾在位者和进入者。对在位者而言，接入政策要能够激励其建造和维护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对进入者而言，接入政策要允许有效率者能够进入而将无效率者淘汰出局。从而最终导致对网络的有效使用。

　　其次，电信网络是多样化的，网络与网络之间存在着互联互通的问题。而纯粹的商业谈判往往无法达成一个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协议，同时这其中也存在企业合谋的可能性。

　　第三，电信业与大部分网络产业一样承担普遍服务的义务。由于在位者普遍服务义务的存在，规制者必须选择一种方式对其进行补助，问题在于补助必须考虑进入者免费搭车的可能和在位者寻求交差补贴的可能。

　　第四，电信业是技术进步最快的产业之一，瓶颈的位置将随着技术进步而改变。技术创新得益于不完全竞争，但同时也推动了规制的放松。

　　这所有的特征都把规制提升日程。

　　四、当前的难题：互联互通

　　西方电信的发展已经表明，作为电信竞争的"基本行规"，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必备反复证明。但，这个命题也指出互联互通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电信竞争的出现。其实早在电信垄断时期，互联互通问题就已经存在于国际长途通信中，即不同国家电信网络的互联和结算上。只不过那时候的互联互通争议局限在较小范围内，不太引人注意而已。

　　而互联互通最根本的立足点则在于经济学中“外部性”的论述。随着，电信市场准入放开，数网竞争的局面出现之后，网络的外部性首先要求不同电信网能够相互进行通信，新的进入者才能依靠"在位运营商"的大网而生存，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网络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促进竞争的角度讲，网间互联互通是在位运营商强制性的义务。从理论上讲，如果在位运营商向竞争者提供良好的网间互联义务，即使竞争者的小网只有两个用户也可以很好的存活(不考虑投资收益)。相反，如果在位运营商拒不向竞争者提供互联互通，只拥有小规模网络的竞争者很难存活，因为用户连基本的通信自由都难以保障，结果会导致小网用户纷纷“跳网”，最终全部变成大网的用户，竞争的初衷也就很难实现了。

　　到现在互联互通成为中国电信规制的难题最重要的有以下原因：

　　1、发展趋势表明：固网业务已被移动业务超越，这是市场需求和技术属性所决定的，是电信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固网依靠自身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目前，无新增点的固网经营已经凸显出电信业改革结构性矛盾，而网间互联互通则成为固网运营商的堡垒。

　　2、法律缺失与介入的困难。互联互通的法律地位现在很难确定，毕竟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电信法》迟迟未能出台。而且国外的实践证明：仅仅依靠普通法是不能根本解决互联互通问题的，即使是在目前国内互联互通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普通法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五、两个时间的把握

　　随着国内电信市场竞争局面的展开，原来扶持新电信进入者的政策面临着如何在时间上把握的问题：

　　1、3G牌照的发放。专家指出，中国电信改革以后，通信业已经形成了“5＋1”个运营商竞争格局，他们共同的需求就是发展增值服务、新业务、新应用。而3G的到来将为那些取得移动营业执照的运营商提供竞争的利器。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移动的“梦网计划”(GSM引人GPRS技术)、中国联通的“联通在信”(GSM和CDMA2000 1x同时引人)的各种应用已为3G作了不少前期准备，并已有了看来将来会成为热点的新业务，如短信、彩信、游戏、证券、移动支付；而国内两大固网运营商更是对移动业务倍加渴望。同时出于国内发展GSM教训的考虑，3G牌照发放也因该尽快纳入日程。

　　2、普遍服务基金的建立。目前，对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提供电信普遍服务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共识。各国在实现电信普遍服务的过程中运用了多种方式。而实践证明：电信普遍服务基金是中国最好的选择。因为经实践证明效果较好，是世界各国电信的通行做法，具有透明度高、公平、公正的特征，资金来源稳定，规模容易控制，促进企业竞争，灵活性强，效率高，具有可操作性。随着通信业形成了“5＋1”个运营商竞争格局，由中国电信承担的普遍服务已经无法也无力来完成，普遍服务基金的建立也纳入了电信改革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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