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管理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交替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空过渡中，我们的管理思维和实践知性正在被扭动、被拉伸、被重构，在进步。然而我国企业管理进步的方式和速度，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瓶颈问题，既制约着企业实践的水平，又制约着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战略的实现。

企业管理的阶段性，根源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从主题角度看，我国经济正从之前的“体制改革”阶段，转变为“转变发展方式”阶段。相应的，对企业提出的管理能力要求，也从“体制改革”阶段的“底层变革”能力，改变为“转变发展方式”阶段的“顶层变革”能力。底层变革，是通过激发业务单位的积极性、通过企业内低级组织系统的改革，实现企业价值的增长，采取的更多的是放权让利、简单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能耗、资金投入）的粗放使用、市场营销的过度化使用等一类的一般性管理手段和方式，对管理能力的要求不高，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阶段的很多企业高层，仍然可以是官员化的“企业家”。而在顶层变革阶段，企业必须在更大的组织范围内（集团或总部层次）、更高经营智慧下，谋求更高级的价值增长，比如：构造覆盖集团的集成科技体系、建立科研成果产业化发展的机制、优化构造供应商体系以及提高供应商管理能力、升级业务模式、提升经营层次、在全球产业体系和商业环境中向更有利的位置推移等。高层领导不能再像上一个阶段那样，放权让利以后就等着向下级业务单位要业绩、收“地租”，而必须能对业务和经营有深刻理解、对组织和管理有科学认识和选择判断能力，当然中低层领导也同样面临提高管理素质和能力的巨大挑战。

与两个阶段对管理能力要求相对应，我们的管理进步方式也必须从之前的“学习性进步”，发展为“研究性进步”。在上一个发展阶段中，我们靠学习西方的管理学知识实现整个社会的管理进步。而现阶段，经济阶段的特殊主题，客观上提出了如上文列举的该阶段的特殊“管理主题”，这些主题具有典型的中国实践背景，从西方学不来直接可用的东西，得靠我国的管理实践者和专家学者，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加以研究式解决。正像一位央企的领导谈到构建集团科技体系时所言：国外的模式不适合我们，我们的问题他们也一时甚至理解不了。

从“学习性进步”到“研究性进步”，这是我国企业管理发展提高的方式转变。处在这个转变之中的企业管理者，已经认识到中国企业管理在主题上的特殊性，对西方企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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