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成长轨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收放节奏的直接反应，从当初的拾遗补缺市场起家，在无人竞争的“小”领域做起了大生意，而后逐步担当了服装、玩具、小电子产品的出口重任，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民企进入国企垄断行业的呼声，这几年也是日见其高，仿佛要将国企取而代之。

民企作为一个整体，的确具有最强的经济活力和经营热情，这也是我们经常批评国企垄断、打压民企发展的最佳证据。可民企作为个体来看，还存在者经营理念、战略思维、管理体制、产业布局等瓶颈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把现在国企把持的垄断福利让渡给他们，其经营效果也许比国企略好，却仍然远不如众多的国际对手。民企想要深层次的介入到国家重大民生和战略性行业，不仅仅是需要政策的公平，还需要从产业战略规划、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理念和模式等战略高度上谋划新时期的发展思路和方向，让政府把经济中心全部地放置在民企这个篮子里，也只能是民企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民企之所以跃跃欲试地要进入传统垄断行业，并不是资金积累、管理水平和战略思路等主客观能力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准，而是他们在现有的产业领域里没有多少发展前途了。为何？是因为这些产业真的没落了吗？还是因为民企在发家的过程中只是被前进的潮流带着走、而自身并没有练好内功呢？

谈到垄断行业，如银行、电信、电力、煤炭、石油等国家战略资源和能源领域，在国际上的平均经营利润也不高，而且不少领域的经营风险高、投资回报率却较低。目前在国内它们却是暴利的源头，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这些行业的国际市场开放度还刚刚开始，享受独家经营的垄断优势依然存在，但只要我们还遵守WTO规定和承诺，这些官二爷企业的好日子就不会太长；另一个则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还没有形成宽口局面，很多传统竞争性行业还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下游，赢利能力严重不足，不少行业还要国家财政的倒贴，何谈为财政税收做贡献呢？所以，东方不亮西方亮，现在的国企与民企的产业政策严重不对等，也是一种财政税收杠杆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就像施行了很多年的农副产品剪刀差价格，也是一种变相地拿全民福利充当国家财税来源的无奈之举。

民企要想脱离现在的苦斗局面，从普遍赢利水平很低的“夕阳”行业，全面入围到目前被国企保持的“朝阳”行业，当前一段时间内还无法成为阳光普照的大数法则，最多也只是一些有实力、由背景的民企幸运儿拿到船票而已。要改变民企整体赢利能力，就不能指望这些垄断行业，而是要反观自己经营几十年的行业，它们陷入“夕阳”困境，到底是因为自身经营水平跟不上，无法突破战略经营的天花板，还是因为国际产业分工严重倾斜导致的利润空心化所造成的？

从国际产业大环境和趋势来看，本人认为民企所处的产业恰恰是朝阳行业，而国企垄断的却大部分都是夕阳产业。之所以不作为、少作为的国企能够享有天文利润，不是他们国际竞争力和自身经营力的原因，只是国家产业政策和财税杠杆的幕后操作罢了。而民企占据的产业利润逐渐走低，民企们抱怨声一片，急不可待地想抛弃发家的行业，乱象背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认为，是民企整体的内在经营力和外在的产业战略产生了错位，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心想着逃离，不是从根本上找出路，只能让日显严重的民企经营“漂移症”错过医治良机。

1、危险的民企“大头症”

民营企业的前身是个体工商户，出资来源于家庭积蓄和家族融资，经营风险完全内部化，没有给国家添多少麻烦。这个时期的民企，风险承受能力很弱，大多非常看重利润，不是太图规模的虚名。他们企业经营战略务实，经营方式灵活，贴近市场重视客户需求，决策过程简化，市场响应速度快，这些优点都是促使弱小的民企战胜一个个外强中干的国企、来势汹汹的外企的法宝。

不少民企刚刚壮大了一些的时候，外在经营环境也随之改善，之前不敢想象的政策扶持和贷款条件都纷涌而至，民企在决策时可以动用的资源放大了很多倍，原先谨小慎微的作风，一下子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晕了，包藏着的雄心开始冲动了，产业的大梦想开始浮出水面了。一时间，“打造xxx航母”、“成就xxx第一产业”等口号，成了地方政府红头文件和民企战略决策的关键词。从政府的角度看，没有产业优势就没有经济质量，所以要扶持这些希望的种子，带大整体产业的提升，开创具有优势明显的地方产业集群。而从民企角度看，有政策、有贷款、有先发优势，比当初自己单打独斗强多了，何乐而不为呢？

当年隋炀帝杨广修建大运河是一等一正确的国家战略，可内乱导致的财力虚弱，好事变坏事了，这种力所不逮的大梦想还被柏杨戏谑为“政治大头症”：头脑发热，想干大事，但没有很好地盘算自己的能力，想做的更好却引发了极为糟糕的后果。而靠机遇发家的民企，由于自身战略思路模糊不清，且一直走着机会性的发展路线，身患什么好做就做什么的“战略漂移症”，遇上政府、产业政策、金融支持等外在鼓动因素，就会恶化为急功近利、忘乎所以的“经营大头症”。特别是地方税收主心骨的民企和产业，很容易变质为“官办民营”的架势。

笔者老家就有这么一个例子。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铸件厂，因地处山区，劳动力成本极低，环境污染不受制约，再加上出口形式的利好，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崛起，销售额从当初的几百万蹿升到现在的10多个亿。企业老板小学未毕业，后来当过兵、放过牛，在其岳父的照顾下用极小的代价承包了当初的县级小厂，并借用县里的各种产业政策把厂子做起来了，然后又顺利地改制成为私营公司。当然，老板自身的市场锐敏力、机会捕捉能力、出口战略远见以及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也是铸就他事业辉煌的基本因素。然而，高层管理人员，几乎都是家庭成员、亲戚或者发小，年龄结构偏大、知识层面偏低，在现在的大格局经营状况下，显得力不从心。外聘的一些高管，主要集中的技术、行政部门，决策的核心班子变动很小。

前段时间，由于遭到金融危机、出口受挫的打击，该企业销售额下降明显，利润一度下滑到亏损的境地，这是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出现的糟糕局面。好在他们的大头症现在得到了基本的医治：开始收缩低端的初加工产业，并在研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得了国家级工程的独--家铸件供应商的资格，同时在精密铸件方面投入大部分资金，积极开拓海外大企业客户。曾经偏航的战舰，又一次驶入了正确的航线。

2、规模经济效应开始失灵了

以利基市场为起点，民营企业挖到了第一桶金。然而，竞争加剧导致的利润微薄，促使民企不得不采取分道扬镳的发展战略：极少数民企，像海尔、格力、美的，他们选择了科技创新、战略再造的高难度之路；而大多数民企则选择了上规模、薄利多销的常规之路，格兰仕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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