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27日，《医药经济报》在重要版面刊登了有关23家全国知名制药企业在武汉签名承诺实施药品召回制的报道，这种企业自发组织并提倡的制度于中国医药产业而言无疑是一个进步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新生事物往往会遭遇成长之困，思考当前中国医药产业环境，我们无法忽视药品召回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只有在认清难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健康药品召回制推向推进。

　　药品召回遭遇的第一道难道是召回成本，这其中包括药品生产销售各环节业已生成的成本和企业为召回药品需投入的新成本。即便是默克、辉瑞这样的跨国大企业，在遇到药品召回时都需要付出高额成本——据称在上一年度的“万络事件”中，默克因产品召回等问题就损失了25亿美元。中国药品召回虽然不必像默克那样支出巨额费用，但同样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于实力雄厚企业而言，还可以承受召回成本以及召回事件对企业带来的影响，但如果是中小企业主打品种、或者利润品种出现缺陷，那么召回无疑将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此时，企业还会自觉自愿召回药品吗？在“药品召回倡议书”中，还要求企业面向消费者公开，以期彻底地召回缺陷药品。而面向消费者公开就必须拥有告知途径，这一途径通常是媒体，如果缺陷产品全国流通，那么就必须告知全国人民，而且越全面、越深入就越好，企业还需要付出较高的告知成本。如果产品对使用者身体已经形成伤害，那么即便是召回了药品也无法推托责任，企业还必须面对系列诉讼问题，支付相应的时间成本、赔偿成本。

　　召回是否彻底同样是企业面临的难题。例如在告知不充分的前提下，无疑是很难彻底召回药品的，这等于不能彻底消除缺陷药品对消费者的影响。再者，药品经销商因为药品召回可能与生产商产生矛盾，因为配合药品生产商召回药品得到的利益可能远远比继续销售药品获得的利益低。举个简单的例子，从今年3月1日起，镇静安眠药三唑仑由以往的“按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调整为“按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因此三唑仑制剂统一纳入麻醉药品经营渠道经营。为此，生产三唑仑的企业曾经向经销商召回药品，但经销商在把药品款项打给企业后，谎称药品已经销售完毕，暗地里却仍然继续销售该药品，牟取中间利润。在企业自愿、自主进行的药品召回中，完全有可能遇到相信的情况。

　　仅靠企业自律以达到药品广泛召回令人疑惑。中国目前尚无药品召回的具体规定，在武汉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近倡导的药品召回制中，也没有涉及标准问题，企业是否召回药品完全依靠企业自我掂量，随意性大，有些存在缺陷的药品仍然在市场上流通可能消费者并无损害，而企业却因判断不准而召回了，那么对企业而言无疑是多余的，这正是自律、随意性所决定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正确认识药物不良反应，企业在药品召回中风险也有所下降，因此药品召回制度受到多家全国知名医药企业的青睐、参与和支持。笔者认为，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在目前制药企业普遍对药品召回制度呼声日高的前提下，考虑制定中国药品召回相关规章制度，出台相关的药品召回标准，以促进产业发展，更有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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