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左右，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分解到20年，则每年所需资金为1万亿元。

事实上，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农民市民化和城市居民迁徙过程中，各级政府基本上一分钱都没有出，安居乐业乃至各项社会保障的成本说到底还是居民自身承担。不论是农民进城过程中“土地换社保”、“土地换小产权房”，还是农民工缴纳社保过程中转移不便、只能退个人部分等等，都不是各级政府在给进城农民以福利，而是在借着种种名头占农民的便宜。

先有大城市资源短缺论，现在又有农民工进城20万亿成本论，都是畏惧甚至设置障碍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借口，试图为阻碍自由迁徙的政策张目。回顾194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人口自由迁徙和城市化进程受到人为阻碍，中国短短半个世纪已经付出了350万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的惨重代价——原因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口只能在土里刨食，导致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3.5倍。简单说就是土地过度耕种导致荒漠化。这跟中国人口要不要限制无关，因为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其实是不断下降的，由我们以前说的四分之一，现在只剩五分之一。

最新的消息来自中国国土资源报网：受长江上游和周边来水持续减少的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急剧下降。1月2日，鄱阳湖标志性水位站水位跌破8米关口，鄱阳湖正式进入极枯水位期，湖区水体面积萎缩至不足200平方公里，不到丰水期面积的1/20。这是1月3日，江西都昌县印山附近干涸的鄱阳湖湖床。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中国第二大湖。正常情况下，高水位时湖口水位20米，湖面面积4,125平方公里以上。低水位时湖口水位12米，湖面500平方公里，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水量的总和。鄱阳湖进入极枯水位期，再一次对中国环境问题敲响警钟：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放在整个中国视野里通盘考虑。现在还有很多人还在呼吁开发西部，呼吁区域均衡发展，还在呼吁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但十年西部大开发经验表明，西部大开发并不能缩短中西部差距，反而会破坏西部环境。而中国的大江大河都自西向东，破坏西部，就是破坏了中国的神山圣水，断中华民族命脉。爱国和天下一家其实很具体，已经具体到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利：东部大城市敞开胸怀迎接外来移民，西部就还中国一片青山绿水。

自由迁徙没有成本只有收益，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从不绝于耳的“城市资源短缺论”，到花样翻新的“农民工进城成本论”，让人不由想起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的话。他说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现在中国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是犬儒主义，我认为犬儒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头号敌人，甚至比贪官还可怕。贪官是加速体制衰落，犬儒则让体制得以残存。”

如果说我们很多错误的决策是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无知所导致，那么，违背自然规律、违背人权、人性追求，为这种决策张目的“理论”就是在助纣为虐，为愚蠢的决策披上“智慧”和“合法”的外衣。期待知识分子多一点自醒，顺天道，应人道，得正道。再也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了，更不要做愚蠢决策的马前卒和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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