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兴起的亮点

　　2003年，一家比较权威的国际机构第一次提出，世界上出现了迅速兴起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和众多新兴市场。五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一提法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很有远见的。2007年，日本一家研究“金砖四国”的机构又提出经济学家们普遍看好的“远景五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这还没有包括拉丁美洲的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亚洲的东盟和韩国，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以及东欧和非洲的一些国家。

　　 综合国际经济权威机构的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到2007年已占世界外汇储备的3／4，“金砖四国”的中俄印三国都是“大户”。新兴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已由1990年的39．7％上升到2006年的4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0％。“金砖四国”中除“中国速度”的发展举世瞩目外，印度经济发展十几年来平均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7％左右，2007年高达8．9％。中、印已成为全世界投资最具吸引力的三个国家中的两个（另一个是当前最发达国家美国）。俄罗斯经济近7年来也保持了高速发展，ＧＤＰ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8％，黄金外汇储备达4048亿美元，苏联解体时遗留的2000多亿美元外债，现已基本提前还清，重新跨入了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巴西发展相对稍慢一些，2007年经济增长也达4．4％。

　　“远景五国”中的越南，经济一直发展比较快，国内生产总值2007年同比增长8．17％。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已是亚洲的佼佼者。2006年东盟对外贸易总量已超过14000亿美元，域内贸易总量也接近3400亿美元，东盟共同体的目标可能提前至2015年实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07年经济增长了5．1％，拉美国家的外汇储备由2002年的1570亿美元增至目前的3500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07年经济增长高达6．1％。中亚地区2007年经济增长也在6．5％左右。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尽管发展中国家任重道远，障碍重重，但它们比较迅速的民族复兴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且已初见成效，闪耀着一些令人鼓舞的“亮点”：

　　 1．发展速度同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表明，2007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速度（5．2％），而发展中国家则大大高于世界平均速度。

　　 2．具有明显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兴起实际上在冷战后不久即已逐渐开始，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加明显。“金砖四国”2006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3％，2007年达到7．95％，它们显然已经确立了比较“稳固的可持续发展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可能是4．8％），但新兴经济体仍将达到7．1％。

　　3．覆盖面比较大。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仍有相当大的不平衡性，部分国家仍然发展滞后，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但迅速兴起的主流已是客观事实。继“金砖四国”和“远景五国”之后，去年又出现了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四国”的“新钻11国”，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这11国中，除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已名列“远景五国”外，巴基斯坦与埃及2006年的经济增长均在7．0％左右。其中韩国已是“准发达国家”，墨西哥形势也普遍看好，是八国集团与之对话的五大发展中国家之一。

　　发展中国家兴起的时代背景

　　历史上，综合国力的赶超，一般都需要以“百年计”。长期处于落后和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何以在短短十几年间就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呢？这与时代的变迁有着明显的关系。

　　 美国有些专家学者强调，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时消耗过度，顾不过来，让人“钻了空子”。这话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上述原因也只是一种偶然性和催化剂而已。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大必然因素：

　　 1．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跨国公司追求最大利润的驱动。

　　 经济全球化既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带来巨额利润，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资本要追逐最大利润，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规律。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它势必要寻求向成本最低、市场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去投资发展，并带去高新技术。而上述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具备了比较合适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驱动”是第一位的，有关跨国公司同它“落地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互利共赢”是难以避免的。跨国公司自己国家政府的所谓“价值观驱动”（经贸关系政治化）只能起次要的干扰作用，甚至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起点作用，也是暂时的，很难持久。

　　 2．“信息无国界”和“高科技无形之手”的推动。

　　历史上，先进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特别是赶超，往往需要很多年时间。现在由于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尽管有种种瓶颈（如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问题），但最先进高新技术的“绝密”时间也保持不了多久。“高科技无形之手”推动着“信息无国界”；“信息无国界”反过来又播撒“高科技的种子”。发展中国家只要认真学习和对待，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而且所需的时间也相对缩短了很多。如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材料燃料技术和航天技术、激光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等，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比较迅速成功的经验，而且在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3．发展中国家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取向。

　　 发展中国家迅速兴起是同它们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取向分不开的。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与合作日益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中国家大多顺应时代潮流，奉行与此相适应的战略，进行改革开放，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实行与发达国家合作和“互利共赢”的方针。因此，政局比较稳定，投资风险相对比较小。而这正是跨国公司追逐最大利益和资金与技术“落地”所需要的。

　　发展中国家兴起的深远影响

　　国际权威经济集团的一些研究报告认为，全球经济正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转型，经济中心正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东欧、中东与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金砖四国”和“远景五国”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这些看法不无一些道理，虽然有的地方言过其实。在笔者看来，从战略和发展趋势的角度观察，发展中国家迅速兴起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一范畴，具有历史性，而且不可逆转。

　　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在政治上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那么这一次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兴起，则是对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而且正在向政治方面发展。

　　 1．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并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比西方“未来学家”预言还要快的变化。十年以前，谁会想到八国集团不得不邀请发展中五大国对话呢？谁会想到美日欧纷纷寻求与中、印等国家进行战略性对话呢？谁会想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要靠“金砖四国”拉动呢？谁又会想到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竟然跃居世界第一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独家或西方单边说了算的日子显然已难以为继，“单极稳定论”更不可行。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势必要受到发展中国家迅速兴起的牵动。

　　 2．体现了“发展模式多样化”的魅力。

　　1990年，美国一手策划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要帮助拉美国家实现绝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却把拉美国家害苦了。墨西哥的一些评论说得好，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毫不掩饰它们要将美洲大陆纳入美国轨道的企图，但它们制作的经济和政治“外衣”，“没有一件适合于拉美地区”。

　　不仅拉美国家有此体会，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前苏联“休克疗法”中看到了惨痛教训，因此普遍拒绝所谓“华盛顿共识”，纷纷探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兴起是与此相伴而行的。这实际上是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单一发展模式的否定。现在有人提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的所谓“北京共识”。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如果说有什么“北京共识”的话，也就是每个国家都有权在国际大环境下按照自己的国情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3．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求确保自身的核心利益和发展，要求改变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它们的大量外汇储备要求合理增值，不可能继续长期放在一、两个国家而受制于人。去年出现的“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是中国、印度和一些海湾国家，俄罗斯也跃跃欲试）就是这一现象的必然反映。与此同时，南南经贸合作也大大加强了。阿联酋的世界港口公司在被美国以所谓“安全”理由拒绝后，已开始在中国、印度、秘鲁和越南投资发展。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公司也已到中国投资炼油企业。中国和印度已开始在非洲收购银行股权和大规模投资办厂。去年拉美国家组建“南方银行”，更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之外谋求金融独立的一种尝试和挑战。无怪乎美国报纸惊呼，“南南经贸合作正在开创全球化新时代”，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的发展而不是发达国家”，西方垄断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局面正在面临瓦解的危险。

　　4．联合自强，寻求以平等身份进行南北对话。这几年来，八国集团同发展中五大国（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度和中国）的对话（即所谓8＋5会议），西方原本想“借力”继续主导世界事务，同时转嫁国际责任，对话议题都是它们事先设定的。但未曾想到，这正好给五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联合自强的合作机会。在去年的8＋5对话期间，五大国就明确对八国集团单方面设定议题表示不满，认为对话议题应由双方共同商定。这以后，五大发展中国家已形成从司局长到领导人的多层次协调机制。预计今年还会有新的实质性发展（如举行独立于八国集团的五国会议）。此外，印度、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已形成年度领导人峰会机制，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也建立了四国财长定期会晤机制，“金砖四国”也在酝酿某种形式的会晤机制。这些合作大大丰富了南南合作的内涵，实际上形成了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均衡和对峙的局面，也是我们时代变迁的风向标。这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发达国家何去何从

　　 面对这一局面，发达国家怎么办？西方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如何使用自己的实力、以及如何运用“软实力”纷纷献策。归纳起来，大致有两大派：一派以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为代表，主张建立新的“民主国家同盟”对付中国等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对发展中大国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瓦解；经济上利用尚存优势不断施压（如金融系统汇率问题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力争把发展中国家的兴起纳入西方设定的轨道。另一派以美国新现实主义者为代表，认为尽管美国仍然是国际上的主导角色，但美国必须承认三个无情的现实：一是它自身的影响力已经开始下降，二是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三是发展中国家不仅是经济竞争对手，还是美国跨国企业的归宿。因此，美国不应继续“沉迷于20世纪的花言巧语中”，以为这个世界还会围绕“美国中心”转，追求美国主导的“过时的联盟”；美国应在“利益驱动”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问题的性质，进行“灵活的联合”，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两面下注”。

　　过去一、两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前一种意见是行不通的。后一种意见比较务实，似有可取之处。但由于陈旧历史观和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的专家学者很多人没有看清楚：现在时代不同了，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兴起在性质上不同于历史上帝国的兴起。它们要求的并不是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是平等相待、互相关照彼此利益，以及“合作共赢”与“和谐共处”。它们并不主动寻求对抗。目前看来，美国新现实主义派意见略占上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国家迅速兴起的“大趋势”同发达国家在应对这一“大趋势”方面的战略取向，将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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