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方水土养育的人群，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上海作为日趋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多“白领”、少“首领”的话题，近日重又受到关注，不禁令人感慨系之。早在五六年前，沪上的舆论和媒体即已讨论过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来龙去脉。而今重提，不知是时光前行迟慢呢，还是物是人非而认旧为新？

　　所谓白领，指企业事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而首领，泛指创业领袖人物和企业家。说实话，上海人的确喜做高管，善做高管，而不乐于、不敢于、不善于做首领。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屹立不倒的企业、创业首领能有几人？在全国知名能与张瑞敏、王石等比肩者一个都没有。而服务于中外大企业的白领，从研发、营销、人事等类中高管理人员到副董、副总乃至总经理的上海高管则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十万计。这里确实存在问题。

　　问题之一，上海人比较缺乏艰苦奋斗和大胆创新精神，比较缺乏阳刚壮烈情怀。这有可能使族群生命力弱化；问题之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原始动力和竞争力被弱化。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关键因素，如果善于创造的人、高知识、高智商的人都去做听人指挥的、为人管家的管理人员而不想冒险出头开出一片新天地，那么，作为个体的创业、创新、创造者和最活跃的生产力开拓者就大大减少了，能获得成功的首领人物自然也大大减少了。于是后续的问题被关注了：上海的发展原始动力和核心竞争力还会大而强吗？上海缺人才，上海创新能力不足。光有各种各样引进、培育、优抚人才的措施和创新增加资源投入显然是不够的，据笔者的观察，分析问题的思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要从上海历史和现实的深层面去寻找原因、依据和机理。

　　作为一方水土养育的人群，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的历史弱项。不妨看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代中外人物对上海人的评语：上海英租界首任总督到沪后发现，“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中国的这一部分的老百姓，生性息事宁人，相当胆小”。苏松太道吴熙说“本地民习刁而不蛮，绅糧亦少巨擘。即二三办公董事，不过传令签答，奉令惟谨而已，亦无杰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荣光也自责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贪吏逞雄。”究其原因种种，或许是上海僻处海隅，水土丰沃，太平天国之前从无天灾兵祸，只要勤勉，即可过温饱生活，因而无所他求、不想冒险他就。李鸿章建轮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筹办，两人不愿带头掏钱投资，说穿了不敢冒险做“现代航运”，两年过去，一事无成。结果找到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两人说干就干，不仅投入自己全部家当，而且动员族人、亲朋共同投资，奋斗数年，终臻于成。结果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民族航运企业存续至今。每读至此，不胜欷嘘。

　　翻开上海史，名闻海内的上海大亨特别是实业、金融巨头名流，基本上都是外来的冒险家，或外省（江、浙、粤、闽、皖居多）或外国，而本地名人除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不入清流者外，只能找到黄炎培等寥寥几人。知名的买办、精明的总办、襄理、协理则比比皆是上海人，而中高级职员更是以本地人和外来移民的后代为主力。他们在国中之国的十里洋场里，纵有委曲怨愤，也终“奉令惟谨而已”。如果说这种消极状态也有正面效应，那就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为1949年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事务提供了一定的人才、经验、规则方面的储备。也就是说，滋生了买办文化土壤的管家文化、管理文化、管理人才和知识，不意间成为新中国的管理文化财富了。

　　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上海人不善冒险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并具体转化为上海的精良工业产品、诚信商业道德、有序城市管理，以及严整的经济规章等等，为上海人在全国赢得了信任和美誉，也为上海人回馈了相对优越安裕的生活环境。那种精神和物质上的美好感觉，不幸放大了骨子里的“稳健”的传统人文基因。上海人面对改革开放浪潮普遍地退步三舍，很少人敢如粤、浙人那样投身潮中，奋力拼搏。于是上海当今少“杰出人才”而多“奉领惟谨”者，多“白领”而少“首领”，也是势所必然的社会现象了。

　　当然需要说明二点：其一，以上海二千万人之大数，这个“海”中其实已养成并潜伏许多亿万“巨擘”，只是“相当胆小”或“温文尔雅”不愿出头而已。但既不具“过激”之气概，大概就称不上首领级杰出人才了。其二，上海人擅长管理、周严管理、服从管理的计划文化、计划体制，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上海人自己“害”了自己。这从上海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受到的有形无形管制之多、之严，民间的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可概见全豹。其三，深受买办文化余绪影响的上海管理文化中，辨识不清的崇洋心理有时会放大为过度的亲外商、媚外资立场和政策。这会引致“开放”的成就，却也会挤占和客观上压抑民族经济的发育空间。

　　行文至此，不禁要反躬自省。本人原籍广东，大致可归有点“过激”但既非“好勇斗狠”之类，也非“刁而不蛮之徒”，因而想讲点真话，敢显点真情——为了上海和中国的未来更加美好。但既生在上海，食其水土，因而也不免潜受其制，发生局部基因变异：本人居然也反对儿子自主创业而强力推其进大企业过“稳健”日子。幸而年青人的朝气把我的企图推翻了。如此看来，上海年青人有希望，上海人有希望，上海更有前途。而上海非上海人之上海也，全国和世界之上海也，此所以在本栏妄论上海人长短、细究上海“领”之多寡之寸心诚意所在也。或有唐突之处，敬请大方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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