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中国CPI同比上涨8.7%，通货膨胀俨然已经跃居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对付的头号大敌。然而，置身于这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无论我们的政府部门如何恪尽职守、尽忠竭力，也无法完全消除来自外部的冲击，仅仅依靠我们自己国内的努力，并不足以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我们在努力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需要做好应对持久通货膨胀的准备。

　　全球普胀

　　把眼光投向更加宽广的天地，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无通胀经济增长都已经成为过去，通货膨胀压力正与日俱增。

　　在各类商品中，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尤为引人注目。2005年1月3日，路透社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分别为1571.30点、143.153点；到2008年3月11日已分别上涨到2933.10点、216.33点。在大宗商品中，又以能源、粮食等基础商品的价格上涨最为突出，能源、粮食价格上涨也因此被视为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元凶首恶”。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止升回跌吗？答案是不太可能。

　　在初级产品领域，价格上涨是供求基本面因素和投机资本炒作共同作用的结果。以石油为例，在需求方，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石油消费迅速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各期《石油市场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2000年～2007年全世界石油日需求量依次为7620万桶、7740万桶、7803万桶、7921万桶、8214万桶、8375万桶、8450万桶和8592万桶。尽管发达国家仍然是石油消费的主力，但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更快，特别是 中国石油(601857行情,股吧)日需求从669万桶增长到758万桶，增幅最大，以至于“中国需求”成为这几年国际炒家们嘴里推动油价上涨的最强劲炒作题材之一。这种说法流传之广，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5年的一篇封面文章也借助“alcoholic”(酒鬼)生造了“TheOiloholics”(姑且译作“油鬼”)一词，用以形容中美两国的石油需求，并声称除非这两个大国抑制他们的胃口，否则油价还会上涨。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3月11日发布的预测，今年全球日均原油需求量为8750万桶，比去年日均需求量高170万桶，增幅2%，需求仍在继续增长。

　　在供给方，虽然这一轮油价暴涨以来石油开采和生产投资已经大幅度上涨，但新油田投资从投入到产出的周期通常要3到10年，90年代的投资欠账几年之内还无法弥补。而且，新发现的油田主要分布在北极、深海之类开采条件恶劣(也就意味着开采成本高昂)的地区，油价上涨还刺激了产油国政府、国际石油公司、产油国地方势力围绕石油收入的斗争欲望，政治性风险已经显著上升。这一切增加的成本最终都会体现到价格上。

　　在粮食领域，联合国粮农组织2月份发布的报告预计，全球粮食库存将下降到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农业部3月11日发布的农产品需求预测报告也预测，2007年～2008年度美国小麦期末库存将下降到2.42亿蒲式耳，为60年来最低；这种库存状况对粮价的影响可想而知。虽然美国农业部预测美国今春硬粒小麦种植面积有望增加200万英亩，全世界今年小麦产量可望增加8%；问题是除了人的消费之外，生物燃料的生产脚步还停不下来。仅在美国一国，按美国农业部预计，未来几年内美国1/3的玉米产量将用于生产乙醇燃料，而2002年该项比例仅有11%。虽说不少国际社会舆论严厉抨击这种“汽车与人争粮”的现象，呼吁5年内禁止发展生物燃料，但山姆大叔素来无视国际规则，而发展生物燃料在美国已经成为“政治上正确”的行为。而且，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创造政绩(同时谋取经济私利)的官员们、企图从中大捞一把的商人们既然已经投入这个领域，他们就绝不会半途而废，短期内不可能罢手。

　　美国经济衰退被许多人视为抑制能源等大宗商品需求的重大因素，这确实不假，问题是来自其他市场的需求增长能够弥补美欧需求增长的减缓，从而支持大宗商品价格经受住美国经济衰退的考验。除了消费之外，依靠制成品出口而获得大量贸易盈余的国家自不待言，那些石油输出国也要运用他们的石油收入开展大规模投资。前几年海湾国家已经成为全世界工程承包商的乐土，他们业已开始的大规模投资工程要继续完成；俄罗斯之类石油输出国在用石油横财还清以前的债务之后，也要大举投资建设，仅俄罗斯国内道路系统更新重建就计划投资数千亿美元。

　　在制成品领域，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与中国国内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有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之所以能够出现长达10余年的无通胀经济增长，关键是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了国际生产，廉价的“中国制造”滚滚涌入西方市场，有效地遏制了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上升。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制造”的免费午餐终于要告一段落了。此前“中国制造”低成本的关键在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严酷的就业竞争中，他们愿意接受低工资。同时，中国的土地等成本也相当低(与西方相比)。然而，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日益逼近耗尽的转折点(发展经济学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前两年走访中部地区几个民工输出大省的众多乡村，感觉其人口结构犹如经历了战争，见不到19岁～39岁的壮年男人。加上政府开始重视改善民生和收入分配，中国工资水平开始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土地等其他要素成本和进口原料、能源价格也在快速上升，导致中国出口商品成本上升。2007年12月，中国出口价格同比上涨6.6%(进口价格同比上涨8%)。

　　而且，“中国制造”成本上升的影响无法被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的增长所抵消，这是因为除印度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劳动力规模远远小于中国，而印度在识字率、基础设施、政府行政效率等对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且该国这些领域的相对落后深深植根于其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基本制度，不可能轻易扭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判断，世界制成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并非短期现象，而将是未来10到15年内我们必须面临的现实。

　　流动性过剩难遏制

　　进一步深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流动性过剩的表现而已。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和资产，通货膨胀随之来临。而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又源于此前几年西方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日本银行的零利率，以及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降息13次。尽管前两年发达国家金融当局一度加息，但次级债按揭危机之后的救市举动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剧增，美、欧、日等国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日本银行的加息行动恐怕也因此而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他们的大规模注资和降息行动一方面间接扩大了最终需求，另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商品市场上投机资金的供给，而投机资金的炒作正是将大宗商品价格推高到惊人水平的罪魁，中东局势动荡、气象灾害等又给他们提供无穷无尽的炒作题材。就中国而言，流动性过剩直接源于外汇占款渠道的基础货币发行过多，而外汇占款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失衡，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居高不下，中国贸易顺差(在另一个方面就是美欧对华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反映。要解决通货膨胀的根源——流动性过剩，需要中国和美欧中央银行、财政等经济部门开展更加广泛、深入、公平的协调，但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从来就困难重重，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能够指望通过国际协调根治通货膨胀。

　　所以，与其单方面寄希望于有效降低通胀，不如做好两手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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