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说不复杂：在行为动机上，每个人都是自利的，都以自身满足程度的最大化为目标；在行为方式上，他又是理性的，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知道如何去实现效用程度最大化。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假说，在经济学界引发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

　　围绕“理性经济人”最深层次的争议是，这一假说本身是否就隐藏着意识形态？经济学名宿萨缪尔森曾经在《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中梳理过这一争议。简单地说，带有左翼倾向的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这一假说本身已包含着意识形态：因为这一假说先验地把人视为“原子式”的“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而正是这种追求个体利益至上的原子式个人，构成了交易与市场的基础，这正好为以“自由市场”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意识形态的功能恰在于“为现实制度和价值观念提供一种解释，也为思想和行为提供一种框框。”右翼经济学家则不同意这种观点。熊彼特就认为，这一假说“是中立的，不包含任何政治含义。”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是“排除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因而是“利益中性”的。

　　但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一方面，左翼总是批评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质是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的意识形态，因而按理说其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排除意识形态对经济学的影响，追求一种“价值中立的经济学”；但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左翼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价值中立的经济学”，而只有“利益的经济学”。左翼经济学家在讨论中一般会首先发问：“你说的是谁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会试图区别出不同的利益维度。但矛盾也出现了：因为区别不同的利益，是左翼经济学家批评过的“理性经济人”的题中之义。

　　《国际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仔细琢磨这段话，其实强调的是“个体理性”。它实际上在强调，我们可以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替我们做决定，我们甚至也不需要别人来给我们启蒙！这也与“理性经济人”假说强调的“个体理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罗伯特·西蒙就这样理解“理性经济人”：它给人类精神画的像是浪漫的，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因为他描述的是我们自己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顺时而变，来解决无比复杂的资源配置最优化问题。

　　而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说是“利益中性”，他们同样也追求在经济研究中排除“价值判断”，但这种说法与追求恰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说本身构成悖论：因为“理性经济人”假说本身从来不承认天然存在一种“中性”的利益，也没有一个“整体的利益”；更谈不上有一种超越“个体理性”之上的“集体理性”。如果一定要追求“集体利益”与“集体理性”，肯定会漠视“个体利益”与“个体理性”。也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只有对通过交易实现双赢的美好世界的描述；而从来没有指出过：在“理性经济人假说”下，即使是合作，但在“合作租金”一定的情况下，总有一方会试图凭借其强势，最大限度攫取甚至侵占另一方应得部分。也就是说，在新古典体系中，不同的利益实际上被一个利益全部给“代表”了！所以，乔姆斯基曾这样批评过新古典经济学：表面上强调的是“自由的市场”，但实质上是一种“霸道的思想”。

　　联想到近几年关于改革的讨论，上述分析就很有意思：有一方总在试图区分开改革带来的整体经济增长与改革中利益调整给不同阶层带来的损益不同。按理说，这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但这部分人恰被指称为所谓“新左派”；而另一部分人，总是以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甚至“国家崛起”这样宏大叙事，来掩盖不同阶层在利益调整格局中所得并不相同的现实。按理说，这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强调“个体理性”与“个体利益”的观点，但这部分人恰在中国被指称为“自由派”！

　　比较典型的是张维迎先生。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他首先说：“在目前的争议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表明他不承认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因此需要“理性的经济学家”来启蒙；接下来他更明确写道：“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显然是在强调以一种所谓“集体理性”、“集体利益”的考虑来替代“个体理性”与“个体利益”的考虑；而有意思的是，正如“理性经济人”假说揭示的那样，自由市场从来就是建立在“个体理性”与“利益分立”基础之上。张先生一方面强调“理解与维护自由市场”，本人还被称为“古典微观经济学第一把好手”，但其对“个体理性”与“个体利益”的漠视到了这种程度，应该算得上我上述分析的一个非常好的注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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