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总是出了名的职场讨厌鬼，不仅员工讨厌他，同事讨厌他，甚至老板也暗暗地讨厌他。不过奇怪的是，他的职场生涯却非常顺利，虽然业绩乏善可陈，但职位却日渐看涨。

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只有“务虚”特长的贾总还能在公司混得下去？他最近摆弄的新玩意儿是“平衡计分卡”，一个被无数大学教授奉为管理圭臬却在企业屡屡碰壁的玩意儿，虽然这套管理工具对企业的帮助非常有限，但这套理论让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贾总有着不错的学历背景，清华大学的MBA，本科也是毕业自名校，在民企也算出类拔萃的背景了。知识的匮乏常常会表现出对知识的过分崇敬和对高学历的迷信，对公司老板而言，贾总的学历背景是公司的一张很好的装饰画，贾总对老板而言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士大夫”的功能。

“士大夫”之说，要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去寻找根源。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文化——或者说宣导的文化——其实质是和中国文化的本源一脉相承的。归根究底，就是朱熹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泯灭个体的疆界，让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导入公式化的公司管理之中。

所谓的中国式“敬业”(而不是“专业”)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人伦观念。中国文化中所存的“天理”，实际也就是人伦精神的体现，是让每一个个体以“知天命”的方式，在人间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后把它当作是天赋命运一般地予以安守。

中国文化和中国企业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给个体安排的命运是“安身立命”。而这个“命”的执行方式，就是由每一个个体将自己纳入“人伦”或 “集体”或“公司”这样的关系中，并且在其中尽量保持“和合性”。

所谓的“和合性”，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讲，就是“克己复礼”，用现代的话语讲，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用公司的话语讲，就是“团结协作”、“公司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处处为他人而活的生存意向，在传统时代，它要求的是“忠君”；在现代，它要求的是为集体事业的舍生；在公司，它要求的是“没有任何借口”。

实际上，正是中国的这种传统造就了士大夫“安天下”的动力。尽管这种文化也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中国式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点只是为了“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从历史上的作用看来，它从未让中国走向日本式的集体强化，只是徒然造成了每一个个体能力的大幅度被弱化。

但使得个体的被弱化，似乎是不少企业管理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来的“精华”，因为如此这般似乎更容易管理。正因为“天理”灭掉了个体的生机，因此，管理者能把个体当作是可以随意安装在任何一处的零件，而“天理”的逻辑正是无论安装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集体服务。

这种团结和谐的“天理”也似乎正在成为一些企业管理者的理想，他们希望每一位企业成员都在这样的和合性关系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而贾总这样的人，正是老板眼中帮助他们实现这样的理想的最佳人选。

和士大夫的“厝天下之民于衽席之上”、“解民于倒悬”的政治理想相似，企业的士大夫也是政治挂帅。说政治挂帅可能还不够，士大夫要做的还是政教挂帅。和西方企业只要求专业化的方式不同，中国企业往往对企业成员怀有“教化”的理想。这是一种奇怪的“政教混合体”，他们要求的不是西方式的专业主义的现代职业团体，而是思想大一统的类国家模式。

但这种理想显然不是普通员工的理想。普通员工和中国历朝历代的老百姓的理想其实并无二致，他们追求的无非是“福禄寿”，这完全是一种身体化或者私利化的理想。“福”就是天伦之乐，休息休假的时间长点，以便照顾家庭；“禄”就是荣华富贵，再不抵也希望薪水待遇高一些；“寿”是长生，至少身体健康，不要为太繁重的工作所累。

无论是以前的国家统治者或者是现在的一些企业管理者，都似乎轻视这些人性的基本需求。这似乎也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思想的鸿沟，正类似于统治者与平民百姓之间的鸿沟。显然，填平这样的鸿沟，以前需要的是士大夫，现在需要的是贾总这样的人物。

尽管企业员工几乎个个都讨厌企业的士大夫，但从“台面”上的话语来说，却又很难去反驳贾总。士大夫的使命是教化，这样的理论逻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在企业界里，担当起这样教化的书籍和理论也是汗牛充栋，并且早已发展成了完整的体系和学科。灭人欲的梦想，也一直萦绕着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企业管理者，而从事这样的工作，也正是贾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士大夫以“安天下”自居，贾总们以“优化管理”、“推动企业管理变革”自居，这里的本质都是教化。士大夫们为天下之民找到的解决之道是“安身立命”，贾总们为企业员工找到的解决之道不外乎“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系统”等花样百出的管理工具。

在这里，它们和士大夫的“灭人欲”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结局也都类似，那就是规则一套，潜规则又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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