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不列颠帝国的经济学家耶方斯用这样的笔调描写这个“日不落帝国”，边界地享受着全球的经济资源：“北美与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与敖德萨是我们的谷仓；澳洲有我们的羊圈，阿根廷是我们的牧牛场；秘鲁的银、南非与澳大利亚的金子流向伦敦；中国与印度人为我们种茶，在印度还有我们的咖啡、糖与香料的种植园；西班牙与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而地中海就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原来只在美国的南方种植的棉花地，现在扩展到地球上所有温暖的地方。”

今天，如果我们用一段很近似的笔调来描绘中国对于全球资源的利用似乎也不算过分了：“美国是我们的钱库，也是我们的农场；欧洲人忙着卖给我们技术，为中国的成衣工厂设计所有时装与名表的式样；非洲与南美有中国人需要的矿藏；俄罗斯与中东指望中国人帮他们建造建筑，而广袤的远东注定要成为我们的农场；其实，即使印度与巴西紧跟在中国的后面，他们的消费品市场也吃不消中国人的扫荡；东盟的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中国的工厂；那些挣了很多石油美元的国家，等着中国公司帮他们去建地铁与通讯网；中国制造的产品通行在全球所有有人的地方。”难怪有不少人，对中国的经济未来感到巨大的威胁。

不过，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简单乐观。

耶鲁世界学者维尼拉是一位家庭出身优裕的奥地利美女，她在20多岁的时候就创立了一个专门为巴尔干的稳定与发展做贡献的思想库。她白手起家，到她以前只在旅游时候去过的前南斯拉夫工作，她从波斯尼亚着手，然后发展去蒙的内哥罗，再去科索沃，现在又发展到土尔其。每到一个地方，从交本地朋友、学本地语言开始，到锁定本地的某些突出问题，聚精会神地研究，到给出让人佩服的解决方案，她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有点名气的“欧洲稳定发展计划”的领导者。而像维尼拉这样的人正是我在包括非洲、南亚等世界很多地方看到的在跨国公司、国际NGO与研究计构中的跨文化人才。

我想，如果英国、西班牙甚至小小的荷兰没有那些不畏艰险的探险家，它们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全球能力的帝国；耶鲁为自己的学生假期全球实习提供资助，美国的基金会的研究与项目资助也遍及全世界，今天很多源自欧美日的跨国公司的成功，与他们有全球化人才的积累不无关系；难怪即使韩国，它在发展自己的国际化国家战略的时候，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放在第一位，今天你可以在发达国家也可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韩国人在那长期居留与工作，这对源自韩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成功是最大的支持。

所以我在最前面描述的中国人的世界图景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环，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才还没有适当的“全球观”，而我们的人才培养还没有全球化战略，我们有全球机会，但很少“全球人”。如果维尼拉生在中国，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整天逛街玩乐的花花女子，或者正经点就是帮家人做生意。我们那些愿意走出国门的大半是无奈被派潜，或者是像很多温州朋友那样一点外语不识而敢闯荡天下的人，但是那么多年轻的人才要么没有见识，要么怕苦怕累，而极少有全球创荡创业的理想与抱负。

中国今天的商业与政治要在那么多国家行动，而所谓少数的专家拿着老早过时或者很片面的一点资料放放马后炮，根本不能指导现下的决策工作。而在那些国家开展商业与社会合作项目的时候，我们既不知道怎么用人家的人，也没有可用的自己人。结果我们一定会做很多不可持续的事情，也一定会上当受骗很多次，也一定会效率非常低，我们很多的时候抱怨其他国家的环境，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适应当地环境的人才资源，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全球化行动代价一定更大一些，收效一定更低一些。

全世界有190多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我们很少有优秀青年在那有长远规划地学习、生活、探险、研究、工作；我所在的零点公司所做的多项各国对比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主要印象以老旧印象为主——我们缺乏为我们提供新鲜资料的人与项目。其结果会使我们在越来越全球化的生意环境中，过于以中国人的目光看其他人的事情，会用老想法看现在的机会，结果就会在新的时期犯老的错误。

实际上，国际研究没有什么了不起，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你聚精会神研究一段时间呆上一段时间有意识地探索一段时间，就能达到维尼拉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中国的大学需要倡导国际实习与国际研究，中国要建立更多的资助国际研究与国际行动的基金，中国的大学生与年轻人要敢于进行国际探险与实验。190多个国家，一个国家出100个小专家，中国今天的全球化质量就绝对不同凡响，中国人的世界观也必然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与世界其他国家人的互动水平就必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就有中国来的本地专家，等到这一天来的时候，我前面所描绘的那幅场景就会变得更加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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