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茨伯格曾先后两次访问中国，早在1986年10月，他就在中国人民大学讲过学。在他关于组织与战略的演讲中，他对指挥与协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指挥与协调有五类方式：一是直接下达动作指令；二是通过“过程标准化”来实现，即预设操作规程来间接控制；三是通过“成果标准化”来协调，即设定目标但不限制途径和手段；四是通过“技艺标准化”来达成，即将知识和技能预先植入执行主体，由其现场决定行动目标和路径；五是靠共同信念和使命感统一思想，达到高度完美的协调和控制。这些观点，对于当时的中国听众来说，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中国人压根儿不知道明茨伯格是个什么人。这为他自由出行开了方便之门。明茨伯格刻意避开官方的接待，在管维立的陪伴下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街头的大街小巷，到郊区农村游玩，品尝着中国街边大排挡里的美味佳肴，乐此不疲，十分开心。每当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时光，明茨伯格总是面带微笑地说，“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住在人大旁边的宾馆，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去购物，一起去寻找街边的小餐馆。”时隔20年，明茨伯格再次来到中国，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他感慨万分。中国的变化使他难以想象。他还深切地回忆当初如何从友谊宾馆骑自行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去全聚德吃烤鸭的情景。

2006年4月，明茨伯格在相隔20年后又来到了中国，引起学界一片沸腾。两次来华的差别在于，第一次访华时，明茨伯格在中国人眼里是个普通的老外，第二次访华时，他则是如雷贯耳的名人。年近古稀的明茨伯格依然对中国兴趣盎然，活力不减当年，这或许与他的批判精神不无关系，斗士式的性格使他看起来精神矍铄。他给《IT经理世界》读者的题词也很有意思，充分体现了他的风格：“Learn from everyone， Copy no-one！”(向所有人学习，而不要拷贝任何人！)尽管明茨伯格对“管理大师”这个称谓并不怎么喜爱，但还是被中国学界公认为继德鲁克去世之后管理学界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他似乎同中国朋友的“拥戴”有点不合拍，更喜欢自由自在。来访者和接待者的微妙差别，或许更能反映出他的理论在众人眼里和自己心里的不同地位。

伴随着中国市场体制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中国开始关注管理，管理者们也试图通过聆听专家学者的讲座，来寻求适合组织的管理方式。明茨伯格在讲座中提出了促进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建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文化和实际情况去发现整理自己的管理理念，复制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化或者管理理念都非常危险。日本的管理理念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盲目复制的管理文化和观点。

哲学思想没有国界，明茨伯格的管理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二者都强调在学习和实践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令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管理知识，渴望了解和接触管理学的最新动态，也期待着像明茨伯格这样的管理大师为中国管理学今后的发展指点迷津，这从明茨伯格在中国的论坛主题“管理向何处去”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明茨伯格那与众不同的看法或许更能令人清醒。在四月中旬到月底的近十天时间里，明茨伯格先后在中国的上海、杭州和北京作专题演讲和讨论，并在温州参观访问了几家企业，他虽然已是67岁高龄，但思想依然犀利，眼光依然敏锐。他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很值得国内管理学界深思。明茨伯格认为：“中国是需要更多的分析的管理，注重从科学角度来发展管理，也许可能是中国在管理中过于重视艺术和手艺而不重视科学，这就需要寻求一种平衡，由于过分偏向艺术或者是手艺，或者太多的科学等等，因此调整都是可以随时发生的，也许可能中国需要更多地强调科学……”

对于中国的MBA教学，明茨伯格认为，没有必要完全排斥案例学习，但不要以为案例就能代替现实。他表示，“MBA教学不是在教室里假装创造领导者。”“EMBA教学对象正确，但是教学方法有问题，MBA是对象和方法都错了。”

明茨伯格还提出，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最好的东西，但不要一味模仿别人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开辟一条自主创新之路。他还给中国企业家提出了忠告：“在企业中太强调个人的强势是很危险的，领导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要保持谦和的心态。”这是他批判英雄式领导观点的一个中国式表达。在他眼里，中国如果创造出一批“企业英雄”，有可能是很危险的。

中国的听众，更多地是把明茨伯格看作管理学界的偶像，把他的观点看作，而对于明茨伯格的理论形成路径和研究方法，往往关注不够，对他的叛逆型思维方式，基本上缺乏理解上的尝试。而明茨伯格对于这种热诚，表现出了一种善意的揶揄和委婉的批评。他自己也曾经在采访时自我解嘲道，他很想了解，有多少中国人只是冲着他的名声来听他的演讲的？明茨伯格本人的这种态度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各种赞誉，也许正是我们理解其理论的绝妙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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