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企业界，大多推崇的都是西方管理，讲求法理，追求效率。这本身并没有错，可是一味地讲求法理和效率，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先说效率。在这方面，我觉得西方管理的核心是“器物管理”，是把人当作“物”来管理。比如说生产的流水线，流水线的工人就是一种“物”，工人在这个岗位上，就是做这一种事情，甚至是一种动作，工人不用思考，也不用有思想，只要会动就可以了。但你不能出错，差一秒钟也不行。这种生产实际是把人变成了机器人，这种管理完全用科技的管理代替了人的管理。比如记工，我们通常要点名，或者登记签字，西方管理使用刷卡机，工人进去按指纹就可以了；财务审计，过去的时候审查起来很复杂，现在有了相应的电脑软件，自动生成结果。器物管理是简洁而高效的，而且管理起来也很顺手。但器物管理的弊病也很多，喜剧大师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就曾经以艺术的形式，表达过对这种管理的不满：他饰演的工人在节奏异常紧张的流水线上疯狂工作，后来一见到圆形的东西，就忍不住要用扳子上紧；而几年前富士康公司的N连跳事件，则是器物管理在中国引发的悲剧。

 

　　再说法理。西方社会是契约式的社会，在企业里，老板和工人都会严格按照既定的契约行事。可是这种契约严格到极致的时候，就成了“我给你干活，你就给我开工资，你开不了工资，我就走人”。有位新西兰的教授对我说：我原来是年薪，后来改成季薪，又改成月薪，现在改成周薪了。为什么呢？他强调的是法理，因为他觉得老板押他一年的薪水不合理。实际上押一周也不合理，应该当天干完当天结清。可是这样做虽然合理了，企业的发展还有保证吗？这位新西兰的教授自己就说，他所在的企业，一年的工人更换率达到了200%，平均三四个月就把所有的工人都换一遍。这样的企业，能做到持续发展吗？那些不断更换工作的工人，能得到长久的工资保障吗？
　　我想，西方的器物管理或法理管理都不是真正的管理，真正的企业管理应该主要是对人的管理，是把人作为自然人而不是机器的管理，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予以认可的管理。延续近三百年的著名商号大盛魁，对选中的手工业户，从不随意更换，竟至世代相传。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还能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种具有情义色彩的管理，正是东方管理的最大特点。
　　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义”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国之四维之一。中国的儒学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君子的基本道德。“义”的本意，就是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为了这种公正合理，古代的君子可以“舍生取义”，就连强盗也要建一个“聚义厅”。这种“义”文化反映到企业经营，就是“以义为利”，不一味追求利益，寻求暴利，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赚取自己应得的部分，并且在经营过程中，能够让本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受益，做到有情有义。
　　目前，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一提到家族企业，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裙带关系、继承人争夺家产等负面信息，实际上家族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表现是很优异的，在西方，家族企业的平均绩效要好于非家族企业，而且寿命更长；在亚洲，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是家族企业。为什么家族企业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家族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利益命运共同体，有利益大家共同创造、共同享受、共同拥有责任共同承担，“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和尚和庙共存！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凝聚力更强，员工忠诚度更高。至于家族企业在传承中遇到的纷争，其实并不是企业传承，而是财富继承。据全国工商联统计，95%的家族企业里的孩子不愿意接班。为什么呢？当企业家太累。因为企业接班，接的不仅仅是财产，更是一种责任。财产继承只是一种表象，企业传承的真谛在情义的传承，“情”源于血缘关系，“义”源于家族企业是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接班，谁担起这个担子，谁就是在给这个企业、这个群体甚至这个社会打工。所以家族企业的传承是以情义传承为主、财富继承为辅的一种形式。财富继承是假象，情义传承才是难点。情义传承没有做好，或者说是接班人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塑造没有做好，财富继承就是一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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