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巍能够商业成功?
作者:张娅 209
音乐与专业运作的成功对接,让这个曾经患有抑郁症而沉默自闭的歌手成为唱片大卖的成功明星
一年多前,北京工人体育馆的第一场正式个人演唱会,当开场音乐响起时,本该在舞台一边候场的许巍突然失去了踪影。舞台另一边的演唱会负责人王立德和导演赶紧跑过去,才知道许巍是因为过于紧张去了厕所。许巍从厕所出来不到五秒钟,上场时间就到了。整个演唱会,王立德的两只手一直紧紧攥在一起。对于这场被媒体称作“绝对有历史意义的演出”,许巍只给自己打了59分。
5月17日,许巍的第三场全国巡回演唱会设在了故乡西安,可以容纳4万人的场地同样座无虚席。尽管刚开始也还有掩饰不住的紧张,但到后半场许巍已经完全放开。甚至在唱完安可曲后,他临时加唱了一首《彩虹》,把现场的公安领导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许巍给这次颇有些“衣锦还乡”味道的演唱会打了60分:“因为在几首歌的瞬间突然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现在,这个曾被认为有些自闭的歌手开始期待下一站8月份的演唱会了。
两年时间,从397名歌迷的歌友会到数万听众的演唱会,当众多同时代摇滚偶像相继隐去之时,许巍成为早期中国摇滚乐的幸存者,并且脱离了摇滚所代表的小众文化,逐渐走入大众。
事实上,随着近几年来娱乐节目的不断升温,以吸引眼球为手段的娱乐经济正在中国成为主流。美国最大的媒体与娱乐业顾问机构BOOZ-Alan & Harnilton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创始人迈克尔·J·沃尔芙撰写的《娱乐经济》一书中认为,娱乐因素已经成为产品与服务的重要增值活动及市场细分的关键,娱乐经济已成为新的“世界硬通货”。在此背景下,习惯安静创造甚少制造新闻的许巍是一个另类——这样一个曾经患有抑郁症而沉默自闭的歌手是怎么成为唱片大卖的成功明星的呢?
改变
经历过中国摇滚乐最为鼎盛时期的许巍,曾经因其作品中的青春期躁动与迷茫赢得不少拥趸。也正因如此,他如今温和许多的音乐引发了颇多非议。但这同样是他的听众范围扩大的原因。
“许巍现在火,是因为不再偏执摇滚而变得平和的他,填补了现在国内原创音乐没有适合中青年知识分子听的音乐空白。”乐评人科尔沁夫对《商务周刊》评价到。目前国内流行音乐越来越低龄化、偶像化和舞曲化,对于很多伴随着八九十年代摇滚和新音乐成长起来的“上了些年纪”的歌迷来说,S.H.E、林俊杰、张韶涵等并不适合他们的口味,现在的摇滚大多太硬太另类,也不适合这些经过岁月磨砺的听者——放眼望去,就只有许巍是最适合他们的了。
1994年,还叫许玮的许巍带着吉他和自己录的样带飘到北京,与走原创音乐路线的红星生产社签约。《红星一号》专辑中一首颓废的《两天》让许巍初试啼声,该歌歌词甚至入选《中国当代诗歌文选》。奠定许巍音乐地位的是1997年4月发表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在这张专辑中,孤独、痛苦、幻想、绝望等主题表露无疑。这张专辑当年销售量达50万张,并且9年后的今天依然在热卖。
但2002年进入国际唱片公司之后,许巍推出的新专辑《时光漫步》让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其音乐风格从过去的孤独、忧伤跳跃到灿烂、明亮,2004年推出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风格则更加淡泊澄明。
有乐评人评价说,以前听许巍的音乐,感动得能让人哭;现在听他的音乐,温暖得能让人睡着了。“这是在成长过程中自我调整的结果。”许巍说。
少有人发现的是,在许巍2000年11月推出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绝望、忧伤和宣泄的味道就已经开始减淡,取而代之的是由新民谣基调制造的温暖情绪。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这张专辑的销量仅依靠口碑相传便在一周内达15万张。
这一时间其实正是许巍因为抑郁症最为痛苦的日子。尽管首张专辑获得了成功,许巍却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专辑销售不错却拿不到完整的版税,商业演出机会更是寥寥无几。
“我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半夜经常醒过来就开始哭。所以坚持把专辑做完,我就回西安了。”许巍对《商务周刊》回忆到。
因为经济困难,许巍甚至需要跟朋友借钱才能回到家乡。2001年整整一年,回到西安的许巍什么都没干,刚开始经常跟一帮朋友喝到烂醉,然后开着朋友的摩托车在公路上狂飙;后来不想见人,就每天围着公园跑步宣泄自己迷茫的情绪。
转机发生在2002年上海艺风音乐文化传播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成立。由于政策上不允许国外资本独资经营,四大国际唱片公司要想在内地进行原创音乐的开发和包装,都必须与一家本土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上海艺风当时属于大名鼎鼎的环球唱片公司。原来红星生产社的企宣姜弘跳槽到艺风后,打电话到西安说服许巍签下合约,重新开始音乐生涯。2003年,上海艺风转投另一家国际唱片公司百代唱片,成立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许巍也随之过档。
在与艺风的签约会上,许巍对陌生人依然觉得有种恐惧感,甚至不敢看人眼睛说话。但他已经决心要治好自己的抑郁症。如今,选择了信佛的许巍心态日趋平和,也越来越自信。“我是从去年开始才不失眠的,能困了就睡觉。现在,我每天一醒来要不就听音乐,要不就本能地坐在钢琴前弹琴。”许巍说,“音乐是我的生活,也是一种娱乐。”
因此,许巍认为目前的音乐是自己生活感受的真实写照。“音乐一旦被制成唱片,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事实上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我不能被别人左右。”他表示,“从本质来说,我还是用这把木吉他在写作,还是要一个人安静感受生活,我的创作必须要依靠最忠实自己的感受。”
负责运作许巍演唱会的王立德正式身份是百代唱片中国地区总裁特别助理。他对《商务周刊》坦承,一开始自己就没有把许巍定位成一个摇滚歌手。“许巍发愿希望现在的音乐可以让听众舒服开心,在烦躁的时候听了他的音乐能安静下来,在低潮时候听了他的音乐能够振作起来。”王立德说,“他自己有这个愿望,就会自然而然寻找到这方面元素,放进自己创作里面。”
《滚石》中文版主编郝舫亲身经历了许巍心态的转变。他回忆到:“那时候的他话少得近乎哑巴,这些年来他表达之流畅,叫人高兴。”
“他还记得我让他听马勒,可后来是巴赫才让他刻骨铭心;我那时候给他讲垮掉派,现在是他教我中国传统文化。”郝舫对《商务周刊》说,“许巍不是因为有了安逸的生活音乐才发生变化,而是用这种音乐把自己救了,才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性。”
从第一张专辑开始,许巍用音乐培育出的听众大部分都是上世纪末的大学生,这使得许巍的观众群目前几乎都在25-35岁之间。根据百代唱片的定位,许巍给自己带来生活慰藉的音乐也会是“上班族的心灵鸡汤”。
推手
1994年就进驻内地的百代唱片,直到2000年才签约了第一个内地艺人郑钧。当时百代在内地只设有代表处,还不是真正可以运营的公司。2001年,百代全球总裁来中国考察,在对内地原创音乐有了更具体了解后加大了投资力度。直到2003年上海步升的成立,百代在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根据地。
有媒体评价,百代在中国是“北卖许巍、南卖胡彦斌”。作为公司的品牌形象,百代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小心翼翼维护着许巍的特质。
在《时光漫步》发布之后,许巍曾经在北京的北兵马司剧场举行了一个与397位歌迷共度的小型歌友会。王立德当时就坐在台下,但之前两人接触并不多。他回忆到:“我从小听美国和港台的流行音乐长大,很少接触内地音乐,也十几年都没有好好坐在台下看演唱会了。但许巍才唱了五六首歌,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他唱完我就到后台和他拥抱,拍着他说,我一定帮你做一场演唱会。”
王立德为许巍的北京首场演唱会与十来家投资商进行了接触,投资商的说法都是“许巍不错,但是个唱早了点”。几经努力,一家法国公司才愿意投资。
“投资商们觉得许巍特别小众,不确定他是否有这么大的商业价值。”王立德回忆到,“其实我心里也不确定,只是憋着一股劲儿。”
为了做好演唱会,王立德拉上整个企宣部一起跟主办方开会,甚至承担了帮助主办方更改宣传稿的工作。北京音乐台也破天荒以许巍为主题做了一整天的节目。多方努力下,演唱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
2005年8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许巍首场演唱会,基本就是在北兵马司演出的原班人马,能够容纳1.5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天座无虚席。“绝版青春”的主题也被延续至今。当年12月24日,许巍的第二场演唱会在天津举行。
“我们把北京的所有资料给天津参考,又把北京和天津的资料给西安参考。”王立德透露,“我希望许巍的巡回演唱会能够保持一年两到三场的频率,一圈做完之后在北京再做一场,并且是在能够容纳更多观众的工人体育场做。”
相对于目前许巍商业演出时4首歌15万元的要价,演唱会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并且准备工作也要复杂得多。百代之所以对演唱会花费大力气的原因,是把演唱会当作一种为许巍量身定做的宣传方式。
“唱片宣传需要面对全国市场,中国太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宣传费覆盖每一个城市,而且宣传期有限,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只能用点放的方式来做一些零散的宣传。”王立德解释到,“我们用巡演来做许巍的宣传,首先可以让他的宣传在每个城市都非常集中;其次也可以让一些唱片宣传没有达到的层面和消费者认识喜欢这个人,对他之后的唱片销售有很大帮助。”
2006年1-2月期间,百代还策划了许巍的校园巡回演唱会。百代中国华语音乐企宣部企宣总监黄宜蔚说:“许巍是没有办法按照一般的艺人来做企划的歌手。因为采用的宣传方式如果不能接近他真实的本质,他的表现就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演唱会带来的宣传效益比收益更重要。”
以许巍的天津演唱会为例,演唱会恰好在平安夜,在之前的宣传活动中,百代就与主办方联系,安排了一个许巍到孤儿院访问的活动。许巍不但十分配合,而且坚持自己捐钱。“我不否认有商业目的,”黄宜蔚说,“但这是符合许巍个性的,所以他愿意去做。”
在百代,许巍和陶是两个特殊的没有唱片出版计划的歌手,只有当他们自身的歌曲创造完成后,百代才会进行唱片制作。为了平衡商业活动和许巍的个性,百代方面还与许巍达成协议:从做媒体活动开始,增加一些小型商演;坚持真唱,但在小型商演的时候,放伴奏带不带乐队,大型演出才带乐队。
黄宜蔚透露,在北京演唱会之后,百代就已经开始在许巍身上赚钱,目前公司还有安排许巍进入台湾市场的打算。
争论
但是,2003年发行的《时光漫步》被一些摇滚迷看作许巍“堕落”的开始。有网友如此表示对许巍的失望:“1997年,我听许巍第一张专集《在别处》,周围的人说什么东西吵死了,所以我狼狈地带上了耳机;2000年听《那一年》,虽然有些人仍然嫌吵,但开始有一些人称赞里面吉他弹的好听,叫开大喇叭音量给大家欣赏,举手表决反对赞成五五开;2003、2004年继续听《时光漫步》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许巍成了当代柳永,全国各地凡有音像处皆有许巍词,连我山区初中辍学回家务农的表弟也从伍伯的‘痛哭的人’改唱许巍的‘体会着狂野,体会孤独’了。2006年许巍唱着《在路上》,当初那些爱听吉他伴奏的人势力强大,一下子成了铁杆歌迷,一窝蜂在台下哭着喊着只听《曾经的你》和《蓝莲花》。”
更多的批评意见集中于,签约国际唱片公司后,商业的腐蚀使得许巍失去了原有的音乐追求,从以往对生命的痛苦思考演变成现在的口水歌。
“很多内地人觉得四大国际唱片公司特别商业,看不起国际公司的操作方式。”王立德对此也十分苦恼:“唱片公司必须面对赢利问题。最起码我们不是纯粹的商业派,也不是文化理想派,而是务实派。”
“把F4做成许巍,你就是疯子;把许巍做成崔健,也是疯子。”王立德说。
作为乐评人,郝舫的《灿烂涅》和《心花怒放》曾经是摇滚青年们的“必修课本”。当谈及许巍音乐的商业化争议时,他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摇滚乐不是天生‘穷摇’,它也是一种音乐形式,是一种产业,必须市场化。不喜欢听的人可以滚蛋,不听。”
郝舫认为,如果一个市场被大公司瓜分了,只能听他们出产的垃圾音乐,我们才需要歌颂小公司,而现在中国市场并不是这种情况。“在音乐制作上,大公司显然更加专业,比如小公司一张唱片的录音费用为2万—3万,大公司为一首歌就能投入1万—2万。”郝舫说,“不管音乐有多好,不经过一定工艺就制作不出好听的唱片。大公司有录音的质量保证,宣传费用也更多。而且大公司更强调发行、铺货的能力,至少许巍一旦发行了新专辑,就能让大家都知道。”
红星时代的许巍发布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由于当时人事变动,了解许巍的人都离开了,因此这张唱片基本没有对外宣传。录制第二张专辑时,包括协调乐手、与各方谈价格等事情,都由许巍一手包办,这让当时还在进行音乐创造的他十分痛苦。也正是这段经历,让许巍认可了现在百代的专业操作。
“在这样一个公司,所有人都各司其职,我只专注于写歌唱歌。”许巍说,“中国音乐要走出来一定要专业化,也只有专业化有保障的公司才会有宽松环境,这是一个大趋势。”
许巍目前正在尝试创作方面更加专业化的改变,他希望写给其他歌手的音乐不再带有许巍的影子,“这对我而言是对音乐生涯的一种拓宽”。至于那些认为许巍会越来越商业化的担心,他坚持到:“关键是做音乐的态度,要诚恳,这一点我不会改变。”
“我不需要别人来捧我,也不需要别人来打击我。我早就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大家不让我唱了,我就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说此话时,手上带着一串佛珠的许巍保持着微笑。
一年多前,北京工人体育馆的第一场正式个人演唱会,当开场音乐响起时,本该在舞台一边候场的许巍突然失去了踪影。舞台另一边的演唱会负责人王立德和导演赶紧跑过去,才知道许巍是因为过于紧张去了厕所。许巍从厕所出来不到五秒钟,上场时间就到了。整个演唱会,王立德的两只手一直紧紧攥在一起。对于这场被媒体称作“绝对有历史意义的演出”,许巍只给自己打了59分。
5月17日,许巍的第三场全国巡回演唱会设在了故乡西安,可以容纳4万人的场地同样座无虚席。尽管刚开始也还有掩饰不住的紧张,但到后半场许巍已经完全放开。甚至在唱完安可曲后,他临时加唱了一首《彩虹》,把现场的公安领导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许巍给这次颇有些“衣锦还乡”味道的演唱会打了60分:“因为在几首歌的瞬间突然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现在,这个曾被认为有些自闭的歌手开始期待下一站8月份的演唱会了。
两年时间,从397名歌迷的歌友会到数万听众的演唱会,当众多同时代摇滚偶像相继隐去之时,许巍成为早期中国摇滚乐的幸存者,并且脱离了摇滚所代表的小众文化,逐渐走入大众。
事实上,随着近几年来娱乐节目的不断升温,以吸引眼球为手段的娱乐经济正在中国成为主流。美国最大的媒体与娱乐业顾问机构BOOZ-Alan & Harnilton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创始人迈克尔·J·沃尔芙撰写的《娱乐经济》一书中认为,娱乐因素已经成为产品与服务的重要增值活动及市场细分的关键,娱乐经济已成为新的“世界硬通货”。在此背景下,习惯安静创造甚少制造新闻的许巍是一个另类——这样一个曾经患有抑郁症而沉默自闭的歌手是怎么成为唱片大卖的成功明星的呢?
改变
经历过中国摇滚乐最为鼎盛时期的许巍,曾经因其作品中的青春期躁动与迷茫赢得不少拥趸。也正因如此,他如今温和许多的音乐引发了颇多非议。但这同样是他的听众范围扩大的原因。
“许巍现在火,是因为不再偏执摇滚而变得平和的他,填补了现在国内原创音乐没有适合中青年知识分子听的音乐空白。”乐评人科尔沁夫对《商务周刊》评价到。目前国内流行音乐越来越低龄化、偶像化和舞曲化,对于很多伴随着八九十年代摇滚和新音乐成长起来的“上了些年纪”的歌迷来说,S.H.E、林俊杰、张韶涵等并不适合他们的口味,现在的摇滚大多太硬太另类,也不适合这些经过岁月磨砺的听者——放眼望去,就只有许巍是最适合他们的了。
1994年,还叫许玮的许巍带着吉他和自己录的样带飘到北京,与走原创音乐路线的红星生产社签约。《红星一号》专辑中一首颓废的《两天》让许巍初试啼声,该歌歌词甚至入选《中国当代诗歌文选》。奠定许巍音乐地位的是1997年4月发表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在这张专辑中,孤独、痛苦、幻想、绝望等主题表露无疑。这张专辑当年销售量达50万张,并且9年后的今天依然在热卖。
但2002年进入国际唱片公司之后,许巍推出的新专辑《时光漫步》让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其音乐风格从过去的孤独、忧伤跳跃到灿烂、明亮,2004年推出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风格则更加淡泊澄明。
有乐评人评价说,以前听许巍的音乐,感动得能让人哭;现在听他的音乐,温暖得能让人睡着了。“这是在成长过程中自我调整的结果。”许巍说。
少有人发现的是,在许巍2000年11月推出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绝望、忧伤和宣泄的味道就已经开始减淡,取而代之的是由新民谣基调制造的温暖情绪。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这张专辑的销量仅依靠口碑相传便在一周内达15万张。
这一时间其实正是许巍因为抑郁症最为痛苦的日子。尽管首张专辑获得了成功,许巍却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专辑销售不错却拿不到完整的版税,商业演出机会更是寥寥无几。
“我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半夜经常醒过来就开始哭。所以坚持把专辑做完,我就回西安了。”许巍对《商务周刊》回忆到。
因为经济困难,许巍甚至需要跟朋友借钱才能回到家乡。2001年整整一年,回到西安的许巍什么都没干,刚开始经常跟一帮朋友喝到烂醉,然后开着朋友的摩托车在公路上狂飙;后来不想见人,就每天围着公园跑步宣泄自己迷茫的情绪。
转机发生在2002年上海艺风音乐文化传播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成立。由于政策上不允许国外资本独资经营,四大国际唱片公司要想在内地进行原创音乐的开发和包装,都必须与一家本土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上海艺风当时属于大名鼎鼎的环球唱片公司。原来红星生产社的企宣姜弘跳槽到艺风后,打电话到西安说服许巍签下合约,重新开始音乐生涯。2003年,上海艺风转投另一家国际唱片公司百代唱片,成立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许巍也随之过档。
在与艺风的签约会上,许巍对陌生人依然觉得有种恐惧感,甚至不敢看人眼睛说话。但他已经决心要治好自己的抑郁症。如今,选择了信佛的许巍心态日趋平和,也越来越自信。“我是从去年开始才不失眠的,能困了就睡觉。现在,我每天一醒来要不就听音乐,要不就本能地坐在钢琴前弹琴。”许巍说,“音乐是我的生活,也是一种娱乐。”
因此,许巍认为目前的音乐是自己生活感受的真实写照。“音乐一旦被制成唱片,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事实上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我不能被别人左右。”他表示,“从本质来说,我还是用这把木吉他在写作,还是要一个人安静感受生活,我的创作必须要依靠最忠实自己的感受。”
负责运作许巍演唱会的王立德正式身份是百代唱片中国地区总裁特别助理。他对《商务周刊》坦承,一开始自己就没有把许巍定位成一个摇滚歌手。“许巍发愿希望现在的音乐可以让听众舒服开心,在烦躁的时候听了他的音乐能安静下来,在低潮时候听了他的音乐能够振作起来。”王立德说,“他自己有这个愿望,就会自然而然寻找到这方面元素,放进自己创作里面。”
《滚石》中文版主编郝舫亲身经历了许巍心态的转变。他回忆到:“那时候的他话少得近乎哑巴,这些年来他表达之流畅,叫人高兴。”
“他还记得我让他听马勒,可后来是巴赫才让他刻骨铭心;我那时候给他讲垮掉派,现在是他教我中国传统文化。”郝舫对《商务周刊》说,“许巍不是因为有了安逸的生活音乐才发生变化,而是用这种音乐把自己救了,才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性。”
从第一张专辑开始,许巍用音乐培育出的听众大部分都是上世纪末的大学生,这使得许巍的观众群目前几乎都在25-35岁之间。根据百代唱片的定位,许巍给自己带来生活慰藉的音乐也会是“上班族的心灵鸡汤”。
推手
1994年就进驻内地的百代唱片,直到2000年才签约了第一个内地艺人郑钧。当时百代在内地只设有代表处,还不是真正可以运营的公司。2001年,百代全球总裁来中国考察,在对内地原创音乐有了更具体了解后加大了投资力度。直到2003年上海步升的成立,百代在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根据地。
有媒体评价,百代在中国是“北卖许巍、南卖胡彦斌”。作为公司的品牌形象,百代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小心翼翼维护着许巍的特质。
在《时光漫步》发布之后,许巍曾经在北京的北兵马司剧场举行了一个与397位歌迷共度的小型歌友会。王立德当时就坐在台下,但之前两人接触并不多。他回忆到:“我从小听美国和港台的流行音乐长大,很少接触内地音乐,也十几年都没有好好坐在台下看演唱会了。但许巍才唱了五六首歌,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他唱完我就到后台和他拥抱,拍着他说,我一定帮你做一场演唱会。”
王立德为许巍的北京首场演唱会与十来家投资商进行了接触,投资商的说法都是“许巍不错,但是个唱早了点”。几经努力,一家法国公司才愿意投资。
“投资商们觉得许巍特别小众,不确定他是否有这么大的商业价值。”王立德回忆到,“其实我心里也不确定,只是憋着一股劲儿。”
为了做好演唱会,王立德拉上整个企宣部一起跟主办方开会,甚至承担了帮助主办方更改宣传稿的工作。北京音乐台也破天荒以许巍为主题做了一整天的节目。多方努力下,演唱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
2005年8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许巍首场演唱会,基本就是在北兵马司演出的原班人马,能够容纳1.5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天座无虚席。“绝版青春”的主题也被延续至今。当年12月24日,许巍的第二场演唱会在天津举行。
“我们把北京的所有资料给天津参考,又把北京和天津的资料给西安参考。”王立德透露,“我希望许巍的巡回演唱会能够保持一年两到三场的频率,一圈做完之后在北京再做一场,并且是在能够容纳更多观众的工人体育场做。”
相对于目前许巍商业演出时4首歌15万元的要价,演唱会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并且准备工作也要复杂得多。百代之所以对演唱会花费大力气的原因,是把演唱会当作一种为许巍量身定做的宣传方式。
“唱片宣传需要面对全国市场,中国太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宣传费覆盖每一个城市,而且宣传期有限,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只能用点放的方式来做一些零散的宣传。”王立德解释到,“我们用巡演来做许巍的宣传,首先可以让他的宣传在每个城市都非常集中;其次也可以让一些唱片宣传没有达到的层面和消费者认识喜欢这个人,对他之后的唱片销售有很大帮助。”
2006年1-2月期间,百代还策划了许巍的校园巡回演唱会。百代中国华语音乐企宣部企宣总监黄宜蔚说:“许巍是没有办法按照一般的艺人来做企划的歌手。因为采用的宣传方式如果不能接近他真实的本质,他的表现就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演唱会带来的宣传效益比收益更重要。”
以许巍的天津演唱会为例,演唱会恰好在平安夜,在之前的宣传活动中,百代就与主办方联系,安排了一个许巍到孤儿院访问的活动。许巍不但十分配合,而且坚持自己捐钱。“我不否认有商业目的,”黄宜蔚说,“但这是符合许巍个性的,所以他愿意去做。”
在百代,许巍和陶是两个特殊的没有唱片出版计划的歌手,只有当他们自身的歌曲创造完成后,百代才会进行唱片制作。为了平衡商业活动和许巍的个性,百代方面还与许巍达成协议:从做媒体活动开始,增加一些小型商演;坚持真唱,但在小型商演的时候,放伴奏带不带乐队,大型演出才带乐队。
黄宜蔚透露,在北京演唱会之后,百代就已经开始在许巍身上赚钱,目前公司还有安排许巍进入台湾市场的打算。
争论
但是,2003年发行的《时光漫步》被一些摇滚迷看作许巍“堕落”的开始。有网友如此表示对许巍的失望:“1997年,我听许巍第一张专集《在别处》,周围的人说什么东西吵死了,所以我狼狈地带上了耳机;2000年听《那一年》,虽然有些人仍然嫌吵,但开始有一些人称赞里面吉他弹的好听,叫开大喇叭音量给大家欣赏,举手表决反对赞成五五开;2003、2004年继续听《时光漫步》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许巍成了当代柳永,全国各地凡有音像处皆有许巍词,连我山区初中辍学回家务农的表弟也从伍伯的‘痛哭的人’改唱许巍的‘体会着狂野,体会孤独’了。2006年许巍唱着《在路上》,当初那些爱听吉他伴奏的人势力强大,一下子成了铁杆歌迷,一窝蜂在台下哭着喊着只听《曾经的你》和《蓝莲花》。”
更多的批评意见集中于,签约国际唱片公司后,商业的腐蚀使得许巍失去了原有的音乐追求,从以往对生命的痛苦思考演变成现在的口水歌。
“很多内地人觉得四大国际唱片公司特别商业,看不起国际公司的操作方式。”王立德对此也十分苦恼:“唱片公司必须面对赢利问题。最起码我们不是纯粹的商业派,也不是文化理想派,而是务实派。”
“把F4做成许巍,你就是疯子;把许巍做成崔健,也是疯子。”王立德说。
作为乐评人,郝舫的《灿烂涅》和《心花怒放》曾经是摇滚青年们的“必修课本”。当谈及许巍音乐的商业化争议时,他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摇滚乐不是天生‘穷摇’,它也是一种音乐形式,是一种产业,必须市场化。不喜欢听的人可以滚蛋,不听。”
郝舫认为,如果一个市场被大公司瓜分了,只能听他们出产的垃圾音乐,我们才需要歌颂小公司,而现在中国市场并不是这种情况。“在音乐制作上,大公司显然更加专业,比如小公司一张唱片的录音费用为2万—3万,大公司为一首歌就能投入1万—2万。”郝舫说,“不管音乐有多好,不经过一定工艺就制作不出好听的唱片。大公司有录音的质量保证,宣传费用也更多。而且大公司更强调发行、铺货的能力,至少许巍一旦发行了新专辑,就能让大家都知道。”
红星时代的许巍发布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由于当时人事变动,了解许巍的人都离开了,因此这张唱片基本没有对外宣传。录制第二张专辑时,包括协调乐手、与各方谈价格等事情,都由许巍一手包办,这让当时还在进行音乐创造的他十分痛苦。也正是这段经历,让许巍认可了现在百代的专业操作。
“在这样一个公司,所有人都各司其职,我只专注于写歌唱歌。”许巍说,“中国音乐要走出来一定要专业化,也只有专业化有保障的公司才会有宽松环境,这是一个大趋势。”
许巍目前正在尝试创作方面更加专业化的改变,他希望写给其他歌手的音乐不再带有许巍的影子,“这对我而言是对音乐生涯的一种拓宽”。至于那些认为许巍会越来越商业化的担心,他坚持到:“关键是做音乐的态度,要诚恳,这一点我不会改变。”
“我不需要别人来捧我,也不需要别人来打击我。我早就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大家不让我唱了,我就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说此话时,手上带着一串佛珠的许巍保持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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