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魅力教授团队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汇集了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专家学者，面对莘莘学子，他们倾囊而出、毫无保留，不仅用好学问赢得了学生的尊敬，更多的时候，这些“高居庙堂”的大师以其各具特色、鲜明突出的人格魅力，给北大国际学生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谈起他们，学生们总是滔滔不绝，关于他们的小故事更是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林毅夫教授的学术与精神、海闻老师的真性情、周其仁教授的幽默睿智、胡大源教授的理性客观、杨壮教授的开阔视野与人情练达……点点滴滴，充满着学员们对他们的喜欢和挚爱之情。（一）林毅夫：“传奇”背后的经济学人生“研究中国的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不仅能够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贡献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可能迎来一个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林毅夫

　　林毅夫2008年2月4日，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被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这也是世行成立以来，首次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出任此职，“林毅夫”成为全球经济界、学界最炙手可热的名字。从2007年10月30日担任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MARSHALL LECTURES）主讲人，到出任世界银行要职，林毅夫实现了一个经济学者多项顶级目标。回顾林毅夫教授，“传奇”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好的注脚，从台湾大学高材生到明星军官，从离奇失踪到学成归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从马歇尔讲座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从一片废墟上的CCER到开创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以一个智者的高瞻远瞩和非凡勇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传奇”背后总有不为外人知道的信念与坚守。1.明星军官越海归来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一个交通闭塞，但是却民风淳朴的小县城。多年后，每到北大国际年终聚会，做游戏输了，他总会认罚唱上几句宜兰小调，可见那个温馨的县城在林毅夫心中留下的美好而又温暖的记忆。

19岁那年，林毅夫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攻读农工专业，可以说林毅夫的前途无可限量。然而，这并非林毅夫心中所想。好男儿应该戎马生涯。一年后，学业优秀的林毅夫毅然放弃台湾大学农工专业，申请转读军队系统的陆军军官学校。

　　这个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台湾岛内的热烈争议，因为军校一向都是联考淘汰者的剩余选择，一个台湾大学高材生放弃脚下金光熠熠的通途转投军校，怎么看都匪夷所思。林毅夫此举被“军界”树立为青年人学习的楷模，并被评为“十大杰出青年”，受到台湾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和大力表扬，被蒋经国亲自接见。

　　1975年，在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期满之后的林毅夫，以第二名的良好成绩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由于表现出色，林毅夫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林毅夫考取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并于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正是这一连串堪称“完美”的经历，林毅夫受到重用，被派赴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的任务。马山连是当时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的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个个出类拔萃，装备、福利也是全师最好的。

　　马山是全金门距祖国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的厦门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每每遥望着对岸，林毅夫总会陷入一种惆怅。在熟读史书、国学功底深厚的林毅夫看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身在台湾，但他时刻都在关注着祖国大陆的消息。有着理想主义色彩，但又长于事理分析的林毅夫从了解到的各方的信息认定，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大陆富强的希望在经济。

　　历史虽然头绪庞杂，但组成历史的各个环节都按照各自的规律向前发展，总会在某个时点交汇在一起，成为事件，改写历史，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下去。

　　就在林毅夫思考的同时，中国大陆也在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方针，经济建设成为重点。遥望千米之外的大陆，林毅夫的“大中华思想”汹涌澎湃，他开始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次选择……　　1979年5月16日傍晚，沉沉浮浮间，越过重重鱼雷，林毅夫涉海归来，终于踏上了遥望已久的祖国大陆——厦门。2.求学北大，结缘经济学大师舒尔茨　　当“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登上大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名。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他要追求的正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一种内在精神。

回顾那段时光，林毅夫说：“我回到祖国大陆是希望能够参加工作。可是我想，如果要想真正地很好地参加工作，我应该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它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台湾看了一些，但都是经过二手三手的，所以我回到大陆以后，就希望进北京大学，把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背后的一些零星的问题搞清楚。”在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专业读研究生期间，他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开始了自己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思考。

　　1980年春天，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再次改变了林毅夫的命运。当年，西奥多·W·舒尔茨和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应邀访华，舒尔茨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学校安排林毅夫担任舒尔茨教授演讲的翻译，这个年轻人的才气、风度给舒尔茨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授力邀林毅夫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

　　1982年，获得了北大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林毅夫来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教授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年近80岁高龄的舒尔茨已经退休10年了，10年没有带过任何学生的教授破例选择了来自中国的林毅夫作为自己的关门弟子，而且又是在全球经济学研究重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不得不感叹命运对林毅夫的眷顾。

　　虽然有早期台湾求学的背景，但和很多同期到美国求学的大陆学生一样，林毅夫面对的是完全迥异于大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西方经典经济学，这就意味着他必须从学习到思想到理念经历一次深层次的重构。今时今日，很难再现林毅夫当初付出怎样的努力，完成了这种转变，但现在CCER的治学风格某种程度上重现了芝大经济学系的传统——深夜一两点钟，朗润园很多间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在芝大，不管干到夜里几点，走出办公室换口气，你总能看到其他人的办公室还是亮着灯。”　　如是4年，林毅夫在同期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随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他积极促成中国的农村研究专家和舒尔茨等国外经济学者的交流。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农村人口转移、社会保障、粮食贸易与安全等方面的论文在这些学者手中发表出来，中国农村的改革研究不断推进。3.带着30多箱资料回国　　学成的林毅夫没有任何犹疑，踏上了回国的归途。

　　研究林毅夫人生历程上的若干个关键转折点，就可以明白，即使80年代出国潮汹涌澎湃，林毅夫也终究会回国继续他的梦想与事业。唯一的问题在于，对于一个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者而言，在美国这个全球经济最发达、学术条件最优越的国度，经济学者可能的成长空间和预期成就都更有保障。换言之，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还占据主导位置的80年代的中国，林毅夫的学术发展前景在很多人看来并不乐观。

但林毅夫在大势上总是拥有超乎常人、领先于时代的判断，就像70年代末期就明确地预见到中国的希望在大陆一样。这次，他同样没有任何犹豫地带着30多箱资料回了中国。

　　1987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有多大？林毅夫在一次给北大国际学生上课时说：“那个时候回国都是可以带‘几大件’的，按规定我是可以带4大件，后来我也没买冰箱、彩电这些，我买了4台电风扇，我们家4个人一个人一台。”这个故事引起了年轻的MBA们一阵笑声。短短20年，中国变化之巨大不仅让每个中国人享受到了福祉，更是对林毅夫明智选择的最好佐证。

　　回国之后，林毅夫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矢志不渝其经世济用的事业，尤其在关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实现国富民强，规模庞大、基础脆弱的农村人口如何摆脱贫穷这些宏观主旨的课题上投入了全部精力。这些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在国际知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等经济学期刊上，林毅夫就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大饥荒”成因，以及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制作出解释，这些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

　　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在1994年再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一年，他和一批同道成立了日后闻名世界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199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外方合作成立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国际MBA项目(北大国际MBA)，进一步推进了“教学、研究、培训”三者互为表里的思维。

　　“研究中国的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不仅能够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贡献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可能迎来一个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以林毅夫教授为首的CCER经济学家们把白手套留在海外，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国世纪”的到来。4.马歇尔讲座上的第一位中国人　　2007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二楼座无虚席，经济学家、财经媒体以及北大内外闻讯而来的师生提早进场，等待林毅夫在赴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之前的预讲——《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马歇尔讲座在国际经济学界久负盛名，被誉为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它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名字命名。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从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

　　由1946年始，马歇尔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其中包括了林毅夫的授业导师卢卡斯（R E Lucas）和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等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林毅夫更是1946年以来，登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命名的国际讲坛的第一位中国人。

其实，林毅夫与马歇尔讲座渊源深厚。早在1984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他的导师卢卡斯即被邀请去做“马歇尔讲座”。当时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林毅夫，目睹了导师花费一个学期时间阅读文献，林毅夫还参与了导师这次讲座的准备过程。从思维方式、建模方式等方方面面的严谨、缜密，使林毅夫在20余年后还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而卢卡斯教授的那次马歇尔讲座，也被认为是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并且成为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之一。

　　有了如上渊源，“马歇尔讲座”之于林毅夫的意义不言自明。因此，林毅夫坦言，在2005年获“马歇尔讲座”邀请时，他“当时非常惊讶”。在执着于探索发展之路，谋求解决中国、乃至全球贫困国家后发问题的林毅夫看来，“马歇尔讲座”向他发出的邀请，更多是在“邀请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学者”，是因为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日益重视。

　　诚如前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在针对“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样的定义时所作的评价，重要的不是他是中国人，而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

　　在长期研究中，林毅夫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见解。他认为一个国家遵循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其企业才能具有“自生能力”，经济才能实现最优发展，他将此总结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或“比较优势理论”。

　　可以说，林毅夫引起国际政经界广泛关注，主要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特别是其发挥比较优势的理论。当然，这都是根植于中国这片鲜活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的土地上，但林毅夫本人以要素禀赋、政府的发展战略，及其内生形成的政策制度基础之上的系统理论体系，则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也是林毅夫政策建言的核心。林毅夫严谨的理论研究，以及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之间的彼此印证，吸引了来自古典经济学发祥地的目光，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终于以林毅夫“马歇尔讲座”的形式实现了突破。

　　必须承认，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发展始终未能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确定性成就，这其中不能否认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与传承产生的影响。时值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契机，以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马歇尔讲座”主讲人两个开创性事件为标志，中国经济学在世界政、经、学界都收获了阶段性成果。5.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这是林毅夫在他2007年11月1日马歇尔讲座中的结束语。

实际上，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以解决全球性贫困、南北差距为目标的世界银行，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之后，把目标锁定在林毅夫身上的最佳注脚。

　　成立于1946年的世界银行，近年来更加集中于全球减贫行动。它开始更重视支持小型地区性的企业，主要帮助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建设教育、农业和工业设施。林毅夫在马歇尔论坛上陈述的经济发展信念，正是世行期冀的目标。

　　世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在2007年10月任满后，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亦是其中的成员。

　　在马歇尔讲座举行后数日，布吉尼翁代表遴选小组向林毅夫发出邀请，请他考虑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可能性。

　　林毅夫坦承，这个邀请令他感到惊喜：“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此前或许考虑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事情。可是，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我完全没有想过！”两天之后，经过一番考虑的林毅夫答复世行，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会慎重考虑。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了对林毅夫的任命，中国中央电视台随即在2月5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这条引人注目的消息。

　　无论对于世界银行、林毅夫，还是林毅夫多年治学的根基中国来说，这都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命。国际评论界更喜欢的说法是，林毅夫是世行62年历史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把这项任命放在目前风波诡谲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联系到全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重心调整，与之相伴的中国等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背后的政治智慧与经济实现路径，林毅夫的出现，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帮助二战后国家重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等方面，世界银行所做的工作为人共知。目前的实际是，在其确立了解决全球性贫困的目标之后，之前积累的经济推动措施，甚至行为准则，有哪些可以适用于贫困国家及其政府？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是“金砖四国”中体量最大的经济体，这两个国家走出的自主发展之路，取得的成就令全世界瞩目。尤其是中国，其自我突破的发展之路，更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研究课题。林毅夫亲身见证、参与了这场中国变革，他也是中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重要智库。这种决策、处理、发展并总结的学术与实践双重背景，并不是一项容易获取的资历。

回国初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林毅夫已经开始为中国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政策制定。他的研究领域聚焦在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末，林毅夫就提议在中国开展“新农村运动”，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同时也可以拉动内需。数年后，中国政府推出“新农村建设”规划，林毅夫以咨询专家身份，参与“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等中国重大经济政策制定中。

　　毫无疑问，这样的经验，对于世行探索新格局下的发展路径弥足珍贵。与此同时，林毅夫又是一位在国际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经济学家，其作为学者的智慧、敏锐、独立，又是胜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不可或缺的素质。（二）海闻：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学者应该有独立的分析与见解，独立的学术观点和立场，不被政府所影响，不被舆论所左右。”——海闻

　　海闻2006年6月22日，海闻教授第九次站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际MBA的毕业典礼主席台上，与以前八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不是作为主持人，而是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发言致辞。被学生们评价为“真性情”的海闻以新身份在北大国际的第一次讲话就说了心里话：“我很喜欢主持人的工作，因为每当我将数百名CCER毕业生的名字一个一个大声宣读的时候，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骄傲，也为CCER全体教师和员工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又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新的一批CCER人。”自称“下岗”了的海闻教授没有遗憾，更多的是兴奋。26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结束了自己在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业，负笈留洋，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自费出国留学第一人。时过境迁，以师长的身份亲手送走一茬茬学生，目送他们自此“鹏程万里征”，唤起的是他对自己从中学、东北插队、北大、留学、归国、成就事业的感慨，映射的是一代中国人和祖国同呼吸的命运变奏。1.“黑土地上”的青春岁月　　2007年8月10号，电视台的记者跟随海闻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30年被广受关注的代表人物，海闻此行是去探访留下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的黑龙江省虎林市。1969年，在杭州念完初中二年级、时年17岁的海闻，主动要求去千里之外的北大荒。从修水利、造排灌站此生第一份“工”开始，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绚烂”的9年自此牢牢地附着于祖国北疆边陲的黑土地上。

　　“最好的伙食是有一点儿豆制品，豆腐改善生活；干了一天低头休息一会儿，离得很近的铁轨上开过火车都听不到；天寒地冻的北大荒，水溅到裤子上马上就结成冰，越结越厚，整条裤腿都梆硬了，一碰嘎吱响。”今天回忆起来，海闻说：“当时去的时候，我肯定就没想过要回来，你所能选择的就是在特定条件下，你做得最好。”　　为了“做到最好”，海闻尝试过搞科学试验田，尽管在江南高产的水稻种因为日照、温度和纬度的原因到了东北颗粒无收，但这种“最好”的思维在后来贯穿海闻求学、留学、创业的一生。而9年的知青生涯，不仅为海闻未来走得更高更远进行了必备的身体和意志磨砺，更让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底层的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这种收获贯穿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为人谋事。

“77级”注定是中国一段历史的代名词，这批厚积十年，一朝勃发的青年在时局变化的时候，总是身不由己地被选择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海闻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工作，业余时间则用来读书，复习功课，不管能不能上大学，都不抱怨。

　　曾经有位北大教授评价北大人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对于阔别书本9年、天天干着被戏谑为“修理地球”的活儿的海闻来说，这8个字不啻是他心态的写照，虽然他甚至不敢想有朝一日可以去北京、去北大，但与最鲜活的生活面对面9年的时间令海闻平衡着理想和现实：海阔天空地想，脚踏实地地干。你可以有很宏大的理想，但是你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干事，这两个东西并不矛盾，而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你如果没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想，你可能永远没有出息，但是如果你没有踏踏实实、脚踏实地干，你的想永远是空想。所以这是一个座右铭，就是虽然我很有理想，但是我绝对不轻视我现在干的事情。2.北大第一个自费留学生　　梦想终会照进现实。

　　1977年的高考之后，海闻和另外79名同学成为“文革”后北大首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住进了北大37楼210男生宿舍。这个宿舍里还有后来和他以及林毅夫一起创建CCER、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易纲，以及北大国际03E班长、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毕井泉。历史再次把“77级”从人海中提拣出来，汇聚在一起，为某个共同的目标同行。

　　在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海闻第一次接触到“商品”、“市场”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体系下，《资本论》的理论与刚刚开始变革的中国社会出现的个体户等等现象产生的抵触，使海闻开始从历史的、民生的角度去思考这些不和谐。

　　1980年，包括易纲在内，海闻的几位同学被公派出国留学。“年龄相对较大、英语也不行、数学也不行”的海闻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当思想的禁锢被挣脱、对于中国现实的思考被放在更宽广视野里的时候，出国对海闻的吸引力无法抗拒。公派无缘，他开始尝试自费留学，而在当时，他根本连国外大学的申请流程还一无所知，国家的大学生分配制度也使得每个进了大学的人都成了“国家的人”，跳出“体制内”在当时并不容易。

　　一番周折，两年之后，海闻终于拿到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经济系的录取信，当时恢复高考刚刚5年，北大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人事处的老师都无章可循。恰在此时，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允许在校大学生自费出国留学。就这样，海闻成了改革开放后北大第一个自费留学生。

　1982年到达美国，海闻开始了在加州州立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生活。3.“出国是为了更好地回国”　　美国13年，海闻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学业，遇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挚友，还确定了自己终身的事业。

　　1985年，有感于在美国能够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太有限，海闻和钱颖一、杨小凯几个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留学美国经济学会，并在这一年的5月26日，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举办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自此，这个民间学术沙龙性质的“中国留学美国经济学会”开始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并且至今仍声名赫赫，包括林毅夫、易纲、茅于轼、朱敏、汤敏等活跃在中国和世界政经领域的学者、官员都先后担任学会的理事。

　　1993～1994年是海闻担任学会会长的任期。这期间，差不多10年前远征美国时的初衷终于到了付诸实践的时候——“从出国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肯定会回来的。我到国外去学理论和实践是为了回国之后在做经济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加有思路、有办法。出国是为了更好地回国。”为了这个目标，在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海闻的论文课题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

　　诚如海闻当初“出国是为了更好地回国”一样，立足于国际经济管理理论、根植在中国具体实践的基础上，这种有机的结合成为日后CCER和北大国际两个分别蜚声于学术研究和高端教育的机构安身立命的根本。国内每一点滴的变化令大洋彼岸的学子们更深入地分析这些变革的因果与趋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大势的明确判断也加快了他们归国的脚步。

　　1995年，海闻放弃美国大学提供的终身教授职位，回到北京大学。“说句实在话，我不怕小环境，小环境可能是不太好，回来的话，跟国外差别可能会很大。但是大环境很重要，大环境就是这个国家整个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大环境如果不好的话，你回来是没用的，但是大环境如果是改革开放的环境，那么小环境是可以改变的。”　　在北大，和林毅夫、易纲、张维迎一起，海闻开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事业。4.朗润园开始的梦　　1995年的北大，1995年的中国，当然和1977年有了天壤之别。市场经济、国际金融、现代管理体系……不仅是学界的通行语言，政商两界也在潜移默化中开始接受这些制度框架下的行为准则，承担学术研究的CCER扮演着专业领域的角色。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纯粹的经济学教育和中国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差距逐渐体现出来。

　　“一切都很快，我们的企业成长得很迅速，我们和外界的联系渗透到方方面面，但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领军角色的企业家们在这个进程中，自身的能力捉襟见肘，他们急需补课。另外一方面，在整个中国商业氛围逐渐养成的过程中，商业社会中必备的一些知识和行为准则其实是缺失的。经济学研究要在商业的现实操作中找到映射点。”　　1998年，北京大学国际MBA项目在朗润园起航。

海闻认为，中国企业经历了将近30年的发展，走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把过去我们曾经有过的、被文化大革命打破的企业经营恢复起来；第二阶段，吸引外资，学习国际领先企业的创新和管理；第三阶段就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和企业都面临的“走出去”，和国际上的大企业同台竞争。后来者如何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下取得成功？对手莫不是技术领先、管理精细、资本雄厚，这个时候，管理方面的问题往往决定着一家企业的未来。

　　在经济学家海闻看来，管理创新确实跟经济学理论有相似之处，一种误区过分强调中国的特色，因为管理所连带的人文、历史因素相当庞杂，这就导致了对西方管理理念的忽视。但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显示，不管一个企业在哪里，面临的都是全球范围的竞争。另一方面，管理的确又是非常独特的，是民族的，是本土的，一个国家的政策、体制、乃至历史沿革都在一些看似细节的地方影响着宏观大势：“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寻找到适宜的方法达到最优、最有效，这是企业家、也是学者、更是商学院的任务。”　　海闻期望中的中国企业家应该通晓西方商战的种种策略，熟练运用国际先进的管理技巧和工具。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必须具备眼界和全球视野。就像CCER的学者们为国家谋划的是未来5年、10年、甚至几十年之后的战略一样，北大国际的定位是培养“未来的商业领袖”，这些具有战略思维的未来领袖思考的应该是20年以后的事情——20年以后，你的企业该怎么定位。

　　1995年共同开始CCER事业、1998年开始北大国际事业的创业者们逐渐走向了各自的方向。2002年，海闻升为北大校长助理，3年后，任职北京大学副校长，成为北大历史上除马寅初外职位最高的经济学人。因此，他不得不告别自己“主持人”的生涯，以家长的身份向朗润园的学子们道声“珍重”：　　——经历风雨不失高远之志，饱受艰难犹存报国之念。（三）周其仁：“周奇人”“解决问题的手段单一，目的也单一的，属于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稀缺，但需要解决问题的目的有多种，甚至这些目的本身是相互矛盾的，这样的问题就属于经济问题了。”——周其仁

　　周其仁2008年5月6日，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二层大教室，周其仁教授出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的第一次演讲在此举行。虽然还只是暮春，但挤得满满当当的教室的温度却一再升高——周老师妙语连珠，北大国际校友听得酣畅淋漓，掌声、笑声一次次推高室内的热度。

　　到问答环节，一位从事房地产的校友就当时还处于胶着状态的房地产价格提问说：“地产界有个说法‘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因此北京、上海这些一级城市的房价不会降。”　　周其仁教授望着这位校友，狡黠地笑着说：“那我也送你一句话‘price，price，price’。”还没等到周老师解释他这句话，台下数百名同学已经哄堂大笑。而周老师自己还是一脸平静，指点着台下要求提问的同学林立的手臂，叫下一个提问。1.学生眼中的“周奇人”在北大国际，谈到周其仁教授，学生们通常用“奇”字来形容。

周老师的“奇”，一个是讲课效果的神奇，不论是专题演讲还是必修选修课目，他的课堂自始至终一定是人满为患，教室的过道里是席地而坐的，教室后面是站着听完一堂课的。周老师开朗达观的精神气质、对真实世界的真切关注感染着每一个人，同学们感受到的不是冰冷枯燥的数字，而是生动鲜明的生活，同学们乐于和他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CCER创立北大国际的一个重要想法——教学相长体现得淋漓尽致。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思想的饕餮。

　　第二“奇”是建树奇。他在一家经济类周报开辟“挑灯看剑”的经济时评专栏，后来集结成书，观点独树一帜、批评一针见血。1996年电信改革时，周其仁教授关于电信业的阐述使他这个“搞农村问题”出身的经济学家迅速成为中国最抢手的电信专家，媒体见他必问“何时手机开始单向收费”，而他自我评价说“我研究了十多年的农村问题，从来没人说我是农村问题专家。1996年正碰上中国电信改革，写了几篇文章，反倒成了电信专家。有时候这事还真是难说。我常说这鸡叫也天亮，鸡不叫也天亮。我只不过是天亮前叫了两声的鸡。”由是得名“周奇人”。

　　在周其仁教授的课堂上，很少有晦涩难懂的模型和专业的数据推理，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现实世界，是他的教学风格，也是他的学术风格。这种特立独行依赖的不仅是扎实的学术功底，更源自练达通透的人生态度。

在全民经济意识大普及的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名词成为包装门面的点缀。周其仁教授举例说，有一种经济学家，企业成功了就发表高论说，企业成功是因为交易费用低、组织成本低，企业失败了是因为交易费用高、组织成本高。交易费用、组织成本成为解释一切企业成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他评价这种经济学家“好便宜的”，经济学家的作用、或曰其对于社会民众的价值，在于要阐释清楚交易费用何以高，组织成本何以低，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实。

　　“要知道，事实有了，观点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在他看来，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包含各种矛盾的新现象层出不穷。描述、解读、研究这一个个现象，是了解中国转型进而推进顺利转型的最佳途径。这也正是他足迹遍布江浙、广东这些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对市场反应最敏感的地区的原因。正是因为接触到各种现象、掌握第一手事实，才使得他的研究总是能举重若轻，但又鞭辟入里、切中要害。

　　这种有别于“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y）和“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的治学方法被周其仁教授称作“经济解释”（economic explanation）。知易行难，诚如他评价张五常教授选择“经济解释”方法“除非足够固执，否则不可能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在经济理论和现象之间来来回回。”　　回溯周其仁教授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是一条在经济理论和社会现象之间来回游走十几年的历史，尤其是他甚至没有机会上过高中，却成为蜚声学界与公众的经济学家，所谓“见识”与“功夫”功莫大焉。3.曾是山林狩猎人　　1966年，周其仁还是一个初中毕业生，经历了3年停课闹革命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在临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他作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被发配到深山老林，从事远离工业文明的狩猎工作。

　　在如今看起来诗情画意的东北雪林里，周其仁第一次接触到了“书很旧，纸发黄，还是竖排本”的《资本论》。回忆起那段时光，周其仁教授笑言：“《资本论》开门见山第一句话讲到‘庞大的商品堆积’，在我生活的地方也是闻所未闻——方圆几十里全是寂静的山林，最近的一家小卖店（里面绝对没有庞大的商品堆积）在40公里以外。”但即便如此，天生的豁达也使得猎人周其仁在劳作之余为《资本论》中有充满哲理而又饶有趣味的文字而“放声一笑”。

　　如是十年，1978年恢复高考，周其仁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改变了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令青年们无法安坐于书桌。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学生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周其仁在内的这批年轻学子都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或者直接农民出身。他们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

　　就是这位在北京大学“课评”中多次名列前茅的周老师，5月6日下午从两点开始的讲座，站在讲台上，一瓶矿泉水，连讲3个小时，后半程因为互动的问答环节更加精彩。从校友手里的一块50亩的地该做什么用途讲到企业家要做好准备勒紧裤腰带过几年苦日子，从解放前季羡林教授领了薪水就“跑步买米”到深入浅出地剖析当前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数据、典故、经济学原理、现实案例，信手拈来，已经在致福轩教室里领教了周式学术语言的同学们和幽默的周老师心有灵犀，谈笑间，讲座的主题“当前形势与企业家责任”已经为在座的北大国际校友勾勒出一副生动的中国宏观局面图景。

　　就像“price”规则对“location”规律的解释一样，周其仁教授幽默的背后是逻辑性非常强的经济学原理，措辞严谨但又一语中的，这来自他一丝不苟、亲历亲为实地调查研究，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可观察的微观现象入手，在理论和实践中给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北大国际校友几乎都对周其仁教授的教学和风范敬仰至极的，而他则把这一切归因于北大国际校友的出色。正是因为这批站在中国经济前沿的企业家们时刻都在敏锐地感知着经济、迅速反应和思考，才使得中国社会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成为经济学家学术的乐土。2.做经济解释弄潮儿　　“做经济解释弄潮儿”，此言出自周其仁教授为他推崇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七十寿辰所做的文章。张五常这位满头银发、屡屡有惊人之语的学者，连续数年除夕之夜带着研究生在香港街头卖橘，后得《卖橘者言》，周其仁教授认为，真实世界才是经济学唯一的实验室。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其仁遇到了时任农业部高级官员的杜润生，从此他的人生航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农村研究小组”的“实地研究”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他从此开始了中国农村调研活动，参与中国高层政策讨论和制定。

　　周其仁身为一个非党人士，当时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在不经意之间，他以非党人士的身份亲历了农村改革的历史。农村问题之后，周其仁教授同样见证了杜润生组织的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这份被送至邓小平案头的调查得到“不要动他”的回复，这也意味着“企业家回到中国”。

　　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周其仁教授感言：中国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解脱出来，就是充分尊重地方、底层的实践：“我遇到了杜润生，他给年轻人参与农村改革调查的机会。中国这么大，底层生活这么丰富，南方、北方都有创造，下去调查，然后互相比较，就发现了其中的合理因素。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一条路——先承认短期‘摸石头过河’政策的合理性，然后把政策长期化，发现效果好，就上升为法律或国家制度。”　　正是这个在中国大变革时期形成的观察大千世界能力的方法，以及后来在牛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长期求学研究建立的扎实经济学理论基础，周其仁教授形成了他治学的风格。放诸现实中国，这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认识和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路径提供了清晰的视角，使他终成大家。4.“我们得靠自己了”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种形式和主题的纪念活动举不胜举；恰逢此时，全球共冷暖，都在经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2008年，北大国际满10岁了，从朗润园走出去的企业家和企业高管不在少数。周其仁教授至今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供职期间，亲身经历的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诞生记。

　　邓小平在关于“傻子瓜子”年广久的调查材料上批示“不要动他”，周其仁教授认为最了得的就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　　在他看来，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30年发展的真正秘密就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到2007年底，中国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

那么，站在2008年的转折点——在改革坚冰、金融风暴横亘面前的时候，历史的转折点、地缘的转折点交汇于此，什么力量会把中国进一步往前推呢？周其仁教授表示：那就得靠我们自己了。

　　不过十几年前，整个中国商业社会对美国经济几乎都怀着虔诚的心态顶礼膜拜，但现在他们出问题了，“我们只能靠自己。这表明我们开始走向成熟了。我们再也不能将一个大国的现代化简单地建在这个或那个模式之上了——所有的‘本本条条主义’都是错的，照搬任何一个模式都不可能成功，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出了问题，是好事情，中国的机会来了。我相信，中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回到周其仁教授出任CCER主任后向北大国际校友举办的第一次讲座《当前形势和企业家责任》，在前30年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企业家又该如何行动？　　周其仁教授的观点是，目前乃至未来的世界格局，不确定性将大大加强。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的经营活动该如何进行？融资活动怎么做？市场预测、战略组合又该如何？凡之种种，绝对不是某一单一学科、单一理论可以解决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单一，目的也单一的，属于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稀缺，但需要解决问题的目的有多种，甚至这些目的本身是相互矛盾的，这样的问题就属于经济问题了。”　　由是观之，这也是CCER在已然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名闻达于世的时候，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重要因素之一。换言之，在研究院和北大国际发展主旨框架下，从来采取的都是一种未来的视野、系统的方法、实证的手段。

　　“所谓‘商学’，它的重点不单单是一门门分门别类的课程，而是这些分门别类的知识怎么样综合起来用。企业家水平高下比拼的也不再仅是资本、信息，而是其对所有掌握的资源和设定目标的平衡与驾驭能力。因此，教育的重点永远是不确定的东西。”　　对施教者和求学者来说，这的确是周其仁教授所言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四）胡大源：“办学，必须清心寡欲”“不是每一个MBA学生都有机会成为企业领导者，但我们要保证的是每一个出去的学生都不会成为短板。”——胡大源

　　胡大源“办学，必须清心寡欲。”这是北大国际中方院长胡大源教授的一句判断。某种程度上，不苟言笑的胡老师在北大国际大多数学生心目中是一个远远的存在，但北大国际10年来许多创新性的设置都出自这位对军事很有研究的教授。

　　每每到秋季，朗润园里落叶满地的时候，胡老师办公室门口的几株石榴树总能成为最吸引同学们的风景。10年间，累累的石榴成为朗润岁月的印迹。1.资深“驴友”胡老师历经10年，每一届北大国际学生，从EMBA、在职班到全职班，有一堂课是胡大源老师都会来上的，这就是每个班入学之后野外团队建设的动员课。不论是EMBA的库布奇沙漠，在职班的海陀山，还是全职班的冰山梁，每当同学们在望着都令人绝望的沙漠、荆棘占道的山路上、云雾缭绕的山脊上一口气埋头跋涉四五个小时的时候，都不免喘着粗气问：“北大国际是怎么找到这种地方的？”旁边总有老师笑着说：“胡老师。”　　在胡老师看来，在MBA中开展团队精神，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比如对于EMBA来说，他们每两周才上一次课，两年的学习时间看似不短，其实聚会和交流的时间非常有限；再有，我们的EMBA几乎每一个班都会出故事——他们在各自的公司是高管，是指挥别人的人，到了一个班里，谁都要做LEADER，谁都不愿意做FOLLOWER。”　　但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团队中坚的领导者绝对不应该是这样一种缺乏包容力和接纳能力的人，想成就更高更大的事业，必须培养影响更多人的能力。尤其是当一个高管原来的影响力来自于权力、地位或者金钱的时候，这些外在的因素反倒会掩盖一个领导者真实的内在素质。

喜欢研究中国历史的胡老师认为，置身于一个个体无法控制的环境，有时候甚至是令人极其狼狈的环境，正是每个人释放真实自己的契机：“你很难找到其他手段，让这些已经有了身份地位的人放下已经习以为常的面具，真正融入到这个集体中。”　　2001年，00E班的同学开始了北大国际历史上的第一次团队建设课程。当时是聘请了一家专业的拓展公司，在北大第一体育馆实施。这样做了两年，很快就发现，“常规”的拓展，很多人已经在公司里经历了多次，而且商业拓展“游戏化”的模式很难真正打动EMBA们。资深“驴友”胡老师决定创新，从2003年开始，北大国际自己操作入学的团队建设。

　　从第一步选择野外活动地点开始，实地勘测、侦查地形、按照不同路线连续走几遍确定最终路线，到行前一个星期就记录宿营地天气情况，甚至和当地政府、公安、急救部门取得联系，以防万一出现紧急情况，甚至还从宿营地到医院开车实地走了一遍，以确定路上的时间：“我们管理教的就是执行力，如果我们自己的执行力都不能达标，那还怎么教学生？”　　在给同学们做临行动员的演示文档中，同学们的任务被着重标出“return in safety and in groups”。安全，当然是第一原则，同时，北大国际强调的是“团队精神”，你所属的团队所有人都达到目的地要比你一个人最早登上山顶更重要。

　　胡老师几乎亲身参与了每一年的沙漠拉练。他的体会是，到了沙漠里面，不用讲团队精神，环境就迫使你放弃个人英雄主义——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只有依靠团队力量，才可能不损一兵、不丢一员地成功穿越：“其实很多企业管理原则传播得很广，MBA们对于这些理论知识的了解不比教授少，但你作为一个个体很难有机会真正实践这些理论。北大国际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同学们有机会去体验这些道理。”2.目标就是“舵手”　　理论和现实究竟有多远？想起曾经给在职班做的一次模拟演练，严肃的胡老师都不禁莞尔。

　　那次是把在职班两个班拉到野外，根据实地地形试验军事实战对抗演练。两个班分为红、蓝两军。虽然这些MBA们差不多都有一线拼业绩的“阵地战”经历，但冲锋发起之前的紧张气氛还是令一个来自银行的女同学紧张得哭了，“说起来你可能都无法想象，同学们都是很理智、很严谨的企业中层，而且还是一次模拟的对抗，结果都会这么戏剧化。这次实地军事之后，学生性格里底层的东西都浮现出来了。这之后，我们开始把军事和商业结合起来、融入MBA教育。”　　这种结合始自《孙子兵法》，把中国传统兵家文化的精髓移植过来，胡老师设计了一门针对EMBA的选修课，这门课邀请了军事科学院的专家，组织学生们奔赴临沂、济南、郯城战场实地考察，让他们亲身体验，在感受中领悟。

这种以真实战事研究为主，结合实地考察、体验和分组讨论、综合报告的教学形式，因为涉及的都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历史，因此很容易形成共鸣。

　　“战争为MBA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拟环境，就像在职班红蓝两军为了一次模拟实战能彼此敌对一样，不到现场，没有眼见历史的遗迹，你不会真正了解什么叫‘千钧一发的决策’。”精心研读中国军事史的胡老师对历史上知名战役信手拈来、如数家珍，通过了解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启发学员分析思考企业经营战略面临的实际问题，提高学员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迅速决策的能力，是他思考的军事和商业的结合点。

　　现实社会，普通人厉兵秣马冲锋陷阵的机会很小了，但改革开放30年，很多领域的市场化竞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阶段，甚至以挤垮竞争对手为代价来获得自己生存的机会。另一方面，军队的战斗精神是最有效的企业文化形式；军队这个组织的有效运转以优秀的领导者和高效的机制为基础，是组织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集大成者。

　　“北大国际要培养的是‘领军人物’，商场如战场，时势变化多诡，领导者必须具备卓越的领导力，果断抉择，同时鼓舞和带领下属勇往直前，竞争决胜。就这点而言，军队体现出的高效运作以及良好的组织能力，的确可以被MBA们引以为鉴。”　　胡老师把体验战略课程分为东西两线。东线为山东临沂，从马陵古道到孟良崮，关注点主要是竞争战略与执行力，如何建立战略，怎样执行战略；西线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和陕西延安，通过分析延安保卫战的三战三捷，让学员体验和感受竞争战略与领导力。

　　胡老师曾经坦率地说：“教学员如何去经营，我们是外行。不要过高地期望这个课程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商业运作中的所有问题。”商业环境千变万化，好的教授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无论是沙漠拉练还是战争实地模拟实战，都是要培养学员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分析能力以及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企业界领军人物柳传志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时刻曾经感言：“我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上台领奖，当时和我一起上台的企业家到今天很多都消失了，而联想活到了今天。”一位领导人就像船长、舵手，只有他才决定着一艘航船将抵达一个什么样的港口。胡老师为学生们设定的“领导者”目标无疑就是这样的舵手。3.致福轩的清瘦身影　　有几年，MBA们入校的第一门课是胡老师讲的统计学。这么一门用中文讲都听得人“云山雾罩”的课被北大国际安排为第一课，意气风发的MBA们不能不说是被小小挫了一下“锐气”。有同学在自己的博客里回忆起北大国际两年学业时，说到现在都记得胡老师“抱着两个大骰子”、脚步匆匆走进古色古香的致福轩的清瘦身影：　　“第一堂课是在朗润园的致福轩上的，就是宣传彩页中的那个古香古色的教室，里面全是现代化的装备。投影、空调、白板、DVD应有尽有。第一门怎么能整个数学呢？两年半后回想当时都学了啥？一些各式各样的分布，什么泊松分布、二项分布、正态分布等。而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单词‘hypothesis’，假设。头一次听用英文讲绕人的统计，这个词被牢牢地记住了，还是老胡的口音。”　　而且，“深藏不露”的胡老师“以敏感问卷调查了入学前同学的起薪”、“以全概论公式的应用调查了同学的诚信”，处处显露出一个统计专家的严谨和逻辑。

同学们评价，和“超级冷静”的胡老师谈事情，他总是会一步步追问你的决策依据，往往被他“逼”得哑口无言，因此，对于这位讲求“数理分析”、“逻辑推导”的老师，同学们“尊敬”多于“亲近”。在北大国际，每门课结束，同学们都喜欢请教授一起聚餐，而胡老师是“较少和同学们去吃饭的教授之一”。

　　但这并不妨碍胡老师对于北大国际学生的钟爱。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商学院，必然是优秀教授和出色学生的有机结合。“我们的教授，无论是来自CCER的国内专家，还是海外过来的教授，总体水平称得上国内商学院中的优秀群体；再来看我们的学生，比如EMBA，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没有考试、上课在高尔夫球场的商学院项目，但他们选择了北大国际，不少人是每个月飞两次来北京，一定是希望对自己有所突破的人才这么给自己‘找苦吃’；在职班，他们称得上目前中国最辛苦的MBA学生，他们能吃苦、敏而好学、有耐受力、怀有强烈的进取心。这些人进北大国际的时候，只有少部分是总监级别，但毕业之后几年间，大部分都升任总监；全职班是潜力最大的一批人，怀揣着梦想而来，北大国际可能成为改变他们生活和职业取向的契机。我们作为教育者是由衷的宽慰。不是每一个MBA学生都有机会成为企业领导者，但我们要保证的是每一个出去的学生都不会成为短板。”　　胡老师也坦诚地表示，MBA课程和经商的实际操作并没有必然联系，你不用学会怎么去做一张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必要学习统计中的每一步，但MBA们要了解每一门课的机理、原则方法和大趋势，这样才会对事件的发展和趋势有宏观的把握——舵手心中永远要有张航海图；另一方面，就像统计是关于预测和概率的科学一样，再完美的模型也永远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学习的过程也是管理艺术的提炼和升华。

　　验证、再验证，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是管理的逻辑，也是自我提升的逻辑。（五）杨壮：从北大本科生到北大教师杨壮“能不能拿到‘想要的东西’一定是决定于企业家是不是可以‘抓住这里、那里的机会’。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被企业家A而不是企业家B抓住？”——杨壮

　　在给08级EMBA上的第二节管理课上，杨壮教授给同学们放了一段片子。这是一部1929年歌舞升平的美国浮世绘：金钱、自由、享乐充斥着美国社会，迅速积累的财富令美国经历着历史上最巅峰的繁华盛世。但随后而来的大萧条却令这个当时的世界之巅跌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影片放完，比照目前的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大有恍若隔世之感，在座的同学心中百味杂陈，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现在已经站在了海啸冲击的最前沿。杨壮教授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964年日本企业杀入美国商场，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这些都是曾经所向披靡、短期内成为国际风向标的国家。以史为鉴，是我们走好自己的路的基础。”　　80年代中期走出国门，90年代末回国，“杨壮们”的经历正是历史的缩影。1.从melting nation到melting pot　　1978年，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杨壮进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国际新闻专业攻读研究生。“一定要上学，一定要充实自己”是这代被耽误的年轻人当时最迫切的愿望。而在社科院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中，就包括后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和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艾丰。学生们的导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告诫同学们：“你们的教室不应该在课堂上，社会才是你们最好的老师。”　　1982年，杨壮来到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MPA。尽管行前对即将面临的“资本主义万花筒”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美国展现给这些大陆留学生的冲击足以令他们开始郑重地思考人生观、价值观这些命题。

“中国是一个melting nation（融合的民族），那么美国就是melting pot（熔炉）。在这里可以见识到任何文化、任何思维、任何生活方式，每个进入熔炉的人又以自己的风格令这个熔炉的味道更加复杂。”学习期间的3个暑假，杨壮在世界银行、《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实习。在世界银行，他见识到了国际经济体系的中枢；在《华尔街日报》，他感受到了金融世界的内核；在《华盛顿邮报》，他体会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年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彼得·布劳教授在社会组织领域的研究引起了杨壮的兴趣。这位工业社会学大师对于社会组织对人的影响以及工业化社会中组织机构的运作有深入研究，与当时日本和韩国的崛起、跨国经济文化的趋势彼此印证。于是，杨壮教授在1986年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开始从头学习数学、金融，这也成为他日后的企业组织研究的基础。

　　哥伦比亚大学重视实用，不尚空谈，其商学院的学生通常会被要求去华尔街的金融界和百老汇的商业区实习，与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和经纪人接触交往。学生们必须通过课堂上学到的商业经济、企业财务、管理、市场、财务等知识确实为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样才能顺利获得学位。

　　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一位教授让杨壮去日本住友驻美国办事处调查美国女雇员全体起诉日本老板性别歧视，要求赔偿的事。事实是，日本公司内部对于女员工从事端茶倒水、迎来送往服务性工作这样的办公室文化习以为常，不管这个女员工是一般职员还是经理，但在崇尚人人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的美国女员工看来，这种作风是典型的性别歧视。

　　随着调查的深入，杨壮对跨文化间的企业行为和组织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自此开始了他对人才、人力资源和管理的研究。“这个诉讼最后在庭外解决，住友赔偿了200万美元。住友把日本的风俗、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管理思维模式和行为举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带到了美国，美国人完全不接受这一套。一个跨国公司在国外，如果不敏感，你自身的政策、战略再好，也是无济于事，最后可能还会在经济和形象上吃大亏。这就说明，很多看起来很‘软’的东西，背后其实有很扎实而且是不容易克服的内在传承做支撑。”　　这些思考最后都出现在杨壮的博士论文《108家日本企业在美国》中。论文比较了日、美企业的管理风格和文化基因，结论是日本企业在制造业会取得成功，但它的金融领域至少比美国金融业慢十几年，而且拉近两者的差距并非易事。

　　“20个世纪80年代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到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去好莱坞收购Columbia Pictures，一栋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楼所有者变成了日本人。但90年代，日本从高峰跌入低谷，至今都没有再拾升势。这种‘历史’值得现阶段的中国引以为鉴。”　　和财务、技术这些学科不同，管理研究的对象是有自主性的人。尤其是在中国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无论从领导到员工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且个体的差异使个性、想法都成为制度化组织无法回避的挑战。在杨壮教授看来，首先是中国过往的教育体系中本身就缺乏商业经济的教育，而针对人的研究更是匮乏。

“现在通过MBA教育，这些原来不被重视的因素引起了企业家们的关注。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可以避免很多损失。因此当前经济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改革不应该仅仅在经济领域里，改革应该深入到文化体系、文化思维以及教育体系。”2.在纽约听马克思《资本论》演讲　　1987年，身处纽约的杨壮参加了一场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聚会，来自国内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李青原女士是聚会的主讲嘉宾，她开宗明义就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市场、股票交易的关系。

　　去国怀乡，是80年代那批留学生共有的特征。这次聚会使这批站在“资本主义最前沿”的留学生们对于自己与国家的命运如何结合，有了一些思路。1987年8月18日，中国旅美商学会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杨壮出任首届主席。后来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舞台上的若干精英都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

　　“我们当时在纽约的那个大陆留学生圈子里，大家最基础的教育、最本源的事业观和情感形成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因此，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留在美国，他们时刻想的都是怎么做些事情，怎么回国。创建这个学会的目的也是要搜罗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商业人才。”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最饥渴的就是关于中国的所有信息。因此，当时凡是来自国内的官员、学者、商界人士，都被学会邀请来做演讲；同时，由于怀揣着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的梦想，因此专业的美国市场人士也成为学会的演讲客人。那的确是一个中国学习美国如饥似渴的时代。

　　但最近几年连续带领北大国际学生赴美参加毕业典礼和国际游学，杨壮教授感受到了“斗转星移”——以前是中国人听，美国人讲；现在变成了美国人听，中国人讲，以前美国人被称作“老美”，现在“老中”成为中国人的代号。

　　“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率先出去又在适当时候回来的这批留学生，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进程不会这么快，效果不会这么好。那么现在，中国和世界几乎是零距离，出国、外企离每个普通中国人越来越近，就是我们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必须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了。”　　12年世界大熔炉的美国生活，杨壮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看到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在组织之间会发生多么显著的正向或者负向作用。“同时，你还会看到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多么发达。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研究问题。这种开放的风气吸引来了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研究和进步又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本身的发展。”　　这12年的收获还包括3个硕士学位、1个博士学位，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以及为多家企业提供咨询的业绩。继续待下去，杨壮的美国梦只会越来越圆满，但在那个环境里，“你的感觉是压抑，总希望做些对中国有用的事，总希望能够亲身参与到中国的经济里。”　　1994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杨壮回国，从投资银行、企业改制咨询业务干起。但在外资、国有公司都做过之后，他始终感觉这并非自己心底里希望从事终身、有热情为之奉献终身的事业。“那段时间我反复在想我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可以放弃的是什么？还有我最适合干什么？思考之后，我明白财富不是我价值观里最核心的部分。这样，就能放下很多东西了”。于是，他回到美国继续在Fordham大学的教职，并且拿下终身教授职位。

直到1998年，CCER确定了和美国国际教育联盟合作创建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Fordham大学作为美方26所大学的牵头人，需要向北大国际派驻一位管理代表，而杨壮又是当时Fordham大学所有教职中唯一一位拥有终身教授职位的中国人。这样，他再次回到中国。3.“我们需要有竞争力的人才”　　1998年，北大国际MBA正式成立，杨壮作为北大国际MBA国际院长回到了北大。此后，杨壮就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的老师们一起，开始了对EMBA和MBA教育的探索。

　　从作为北大国际第一位给学生讲授管理学专业课的教授踏上北京大学理教107教室的讲台起，和北大国际一起走过了10年的杨壮教授说，这份与自己心底愿望相通的事业令他找到了重心。“我很享受和同学们分享他们困惑、前进、成功的过程，也对每个个体、个体与组织的互动有强烈的兴趣，同时，我还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情，在中国办教育令我的这些‘希望’变成现实。”　　最关键的是，这份事业还在推动着中国的崛起。10年来，北大国际的发展、北大国际学生的进步都令包括杨壮在内的所有北大国际教授们感受到了由衷的快慰。一个经理人、企业家，到底是否能够通过MBA这种形式得到多大的提升和升华？杨壮教授坦承，很多企业家素质不一定是MBA提供的，但是北大国际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可以创造一种氛围、提供一个平台，把一些有助于学生个人、有助于社会整体长远发展的价值传播出去。这也是他对自己10年北大国际事业最满意的成就。

　　在经济学家和战略学家眼中，能不能拿到“想要的东西”一定是决定于企业家是不是可以“抓住这里、那里的机会”。问题在于，怎么抓住机会？换言之，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被企业家A而不是企业家B抓住？这背后必然有基于两个企业家个体的原因。

　　就像为08E在课堂上放映的美国1929年大危机的历史资料一样，一个好的企业家是能够洞悉历史、能够审时度势、能够掌握客观规律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会纠缠于一时一事的盈亏，而是拥有一个关于未来的系统性观点。

　　和可以量化的运营指标不同，这种战略观没有一个可以明晰描述的评判标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就固然产生了一批时代风云人物，但奢侈品杂志上描述的富豪人生是不是榜样？成功是不是就是金钱？　　“这么问，谁都会说不是。但真正做的时候，又有几个人不是这么样想的？但当我们的MBA作为一个领导者，带着一批人马去拼杀的时候，纯粹追求钱，就会成为掣肘。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真正进行文化的革命，改革思维模式，建立人格，培养力量，和其他人一起合作，我们需要有竞争力的人才。”　　在杨壮和同伴的心目中，MBA教育不仅是简单地传授技能知识，更是思想理念的一种交流和升华过程。自1998年作为Fordham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回到北京，与CCER共同创建北大国际至今，杨壮教授说自己实现了很多梦想，除了学成归国以外，留美14年形成的对教育事业的思考也在北大国际得到了一步步实施，并且在中国、在北大这个充满魅力的平台上进一步充实发展。

从北大本科生到如今执教北大，近30年的轮回，杨壮教授说：“10年前我回国加入北大国际的事业是机缘巧合，10年后北大国际能取得目前的成就，我能和这个平台一起走这么远，是必然。” （六）张黎：不走寻常路“选择MBA，不是选择一个职业，它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成就一番事业是MBA们共同的目标。”——张黎

　　张黎张黎教授说，自己刚到CCER的时候，还没待满一个礼拜，就恨不得一咬牙，一跺脚撤退：“你们想，我回国后一直在外企公司做，工作方式、生活习惯几乎已经完全外企化了。到了北大，每天中午和同事一起去简陋的北招饭馆吃午饭，整个氛围、心境彻底改变，我就想我干脆还是回公司吧……” 张老师的话还没说完，BiMBA的ADVANCE MARKETING课堂上，100多名同学已经哄堂大笑。这些出身外企的同学都有过从学校食堂转换到写字楼地下餐厅和周边餐馆的经历。如果说同学们的转换是从象牙塔到职场顺理成章的转换，那么张黎教授从一家香港咨询公司离开，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来到北大加入CCER，成为BiMBA的一员，无疑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逆向”转换。1.上街卖毛料的纺织厂技术员　　有学生如此评价张黎的市场营销课，“我几乎从来不逃课，他很风趣，上课的感觉像是听相声。笑过之后一琢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可不就是那么回事嘛。所以，他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印象自然就比较深刻。”　　其实，张黎教授人生中的跳跃并不仅仅是一次从写字楼到朗润园的回归。1989年，大学本科学工科、纺织专业出身的张黎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安徽合肥第一毛棉纺织厂和安徽淮北市纺织集团开始了自己的第一工作。

　　那是一份天天和棉花、纱线、布匹打交道的工作，每天陷在轰鸣的纺机、成捆的织物里，很难把这种生活和20年后在北大课堂上“说相声”的教授联系在一起。但是一踏进社会就进入到相对传统的纺织系统，而且还是在一个濒临困境的国企里，回忆起那段经历，张黎教授对“基层”二字感触良多。

　　“我当时是在非常基层的纺织工厂里工作了3年。现在很难想象20年前的国企是什么样子，而且还是在看起来很夕阳的纺织行业里。生活条件非常简陋，冬天没有地方可以洗澡，找个浴池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3年我在厂里做技术员，每天拿着螺丝刀和扳手，满手的机油。产品滞销时还跟着去跑销售。不谦虚地说，我还一米一米地在街头叫卖过毛料，当然是滞销的产品。在计划经济占主导的时代，我在一个国有企业里里外外转了一遍。每时每刻都在和机器打交道，天天上生产线看运转的机器。但是那也是我了解基层社会、接受社会实践的最宝贵3年。”　　另外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国有企业的体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市场、产品、商品还是风口浪尖的词汇，这些经济学范畴的讨论都一一折射在张黎那3年的基层纺织厂生涯中。于是，1991年，张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系研究生，正式开始自己从工科向商科的转换。

人大商品学系的3年为张黎教授日后从事的市场营销方向研究打下了基础，他说：“本质而言，产品、商品到市场，这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传导和递增链条。工科出身的人，一般都会有比较扎实的逻辑思维基础，而数学和物理又是自然学科里的哲学，经济学也是人文科学里的哲学。因此，虽然有这么一个转变，但在我看来，其实是对我本科、基层3年工作和思考一种顺理成章的发展。”　　1995年，获得全额奖学金，张黎来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在人类生态学院和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在领域内以研究扎实、教学严谨著称的Dickson教授。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在众多申请人中胜出，于1999年被密苏里大学聘为助理教授，教授国际零售和电子商务消费行为课程。

　　对于在美国的留学生来说，完成学业之后，获得一份教职，几年之后再拿到终身教授的聘书，就意味着稳定、安逸、体面的生活就此开始。一边做研究，一边教书，看起来的确是惬意的“美国梦”。

　　但是，和众多CCER、BiMBA的教授一样，张黎还是选择了回国，而且是在教职生涯仅仅一年之后。“我是1999年底到纽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决定回国的，一决定就行动得很快。当时已经接近2000年了，我虽然在美国，但时刻都在关注着国内的变化。10年前大学毕业时我思考的那些问题都在不断被推动解决，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机制和环境在改善，另外一方面，解决问题的过程本身就存在很多机会，问题解决之后，更会产生一系列空白的市场机会。”　　10年前，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还不像现在这样被视作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救世主，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大抵都明白——研究中国的问题，就是研究世界性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在这个全球都关注的中国趋势中，当然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张黎教授选择了香港作为中转站，在一家咨询公司从市场营销入手，开始一步步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应该说，香港向来都是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在中国化的人情世故、文化传承里，香港用国际化规范操作建立起的商业制度，与大陆的对接相对更容易。同时，香港也提供了观察中国现状、分析中国未来的一个独特视角。在咨询公司工作的两年是张黎日后回归CCER和BiMBA做的准备。

　　2002年，张黎教授来到朗润园。尽管来到北大最初的一个星期，重返校园的感觉“怪怪的”，但这份事业本身的魅力还是让他很快找到自己与BiMBA的契合点：市场营销的专业出身，使他理所当然成为BiMBA市场和招生工作的负责人。2.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MBA　　作为“海龟”，张黎教授对中国、美国的体会来得更真切。这种理解也进一步渗透到他对目前中国MBA群体的分析上。MBA不是技术，不是程序，更不是公式，它实际是对一个经理人管理技能的综合提升。尽管谁都无法否认现在的确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跨越文化的鸿沟远比跨越资本、技术鸿沟难得多。

一个中国人在和自己的文化基因完全迥异的美国社会做生意、做管理或者做销售，必须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习惯、风俗，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是和本地文化的沟通又恰恰是商业制胜的核心点。

　　张黎教授认为，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本土MBA有其独特的而且是越来越明显的优势。“选择MBA，不是选择一个职业，在我看来，MBA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成就一番事业是MBA们共同的目标。因此，即便环境暂时还不是很到位，但中国是一个充满机会、成就事业、实现自我的地方。”　　当然，商业教育的MBA水准必然和其依托的商业社会的成熟度密切相关。在一个规范、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里，其商学院教育自然水涨船高，世界顶级商学院都在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是全球商业模式、金融资本的核心。

　　“但中国改革开放也不过30年，这个过程中爆发出的不仅仅是商业操作的问题，还有很多是需要从根基上解决的问题。国内商学院其实是在整个国家的制度建立过程中一边探索、一边完善，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迂回前进的过程，但其中产生的经济和管理问题对于商学院，甚至是国外商学院都有极高价值——因为中国是未来世界无可争议的中心之一，那么中国商学院立足于中国经济和商业环境所做的种种尝试和探索，对国外商学院来说，就是他们了解这个市场的工具之一。”　　张黎教授已经从BiMBA招收的国际学生中看到了这个趋势。BiMBA每年的国际学生人数都在增长，在最新的2008全职班里，国际学生已经达到了40%，如此之多的外国学生来中国，要么是希望回本国之后能够因为这段中国经历获得更多机会，要么就是希望有机会在中国就业，甚至创业。

　　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MBA？在当今的社会中，当然首先是拥有先进的国外管理理念，能够融会贯通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人才，这是国内企业长期发展所必需的；其次是对中国商业环境、人文历史有深刻理解的人才。做生意就是做人，管理不光是框架，不光是SWOT和FIVE FORCES，其核心本质还是人，以及这些人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和传统。

　　“在教学里，BiMBA的很多课程非常本土化。我教的营销课上选用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中国市场，哈佛、沃顿的案例确实很经典，但营销这门学问里面，文化的、传统的、情感习惯这些方面的比重比较大。尤其是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消费行为、收入水平，文化和思维方式更是千差万别，所以我们更多地用国内一些企业的案例。营销不只是冷冰冰的数据和模型，它在本质上是对于人的深刻了解——洞悉你的客户、你的消费者，然后尽一切手段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以诚信获得他们的满意和长期信任，这就是营销的本质。”　　张黎教授曾经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商业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但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很多都做不大？清朝的时候，中国一度拥有世界上排名前三位的世界富翁，为什么这么辉煌的商业帝国都纷纷消失了？　　“我不认为这些问题仅仅是历史范畴的问题，这里面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五千年历史积淀上形成的传统和美国两三百年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制度，其中的差异不是商学院能够解释的，也不在商学院必修课的课表上，但要在中国从商，不了解这些，几乎很难在市场上迈出一步。这就是我们——一个在中国的国际MBA项目要提供给学生的独特价值。”3.MBA不能成为赚钱机器　　在张黎教授的市场营销课上，他那个刚刚4岁的小侄子可以算得上是个小明星——孩子的童言无忌往往被他拿来做例子。充满冷幽默的童言和张老师自己相声演员水平的描述，总是把MBA同学们逗得前仰后合，笑过之后，他的教学目的也达到了。世界，即使是MBA们所处的商业世界也不是单向的、绝对制度化的，只要一个和MBA们“存在了那么几个代沟的小朋友”就可以用最本真的想法颠覆看似铁板一块的商业圣经。

“商学院就像一个塔尖，要吸收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文等等方面的养料，BiMBA从来都不赞成学生们最后成了只会赚钱、只追求ROI和EPS的赚钱机器。只有兼听，只有保持对世界的宽容和理解，你才可以发现生活的乐趣，才可能发现别人所不能的机遇。”　　BiMBA曾经组织学员到山西参观令晋商扬名天下的钱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制度下，为什么是穷乡僻壤的山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最后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夭折？当时的政府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钱庄的兴起还和其他哪些社会变迁有关？这一系列问题对每一个在山西大院里抚今追昔的MBA学员来说，都是直击其心底最深层次的思考——创业、守业和继业，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这种活动和MBA日常工作有多大的关系？会给他们带来多大回馈？如果说市场营销里，对品牌的投入会对公司形象和产品品质产生长远效益的话，我们组织MBA们去这些蕴藏着无数问题的地方实地走、实地看，收到的是异曲同工的效果。一方面，BiMBA本身的教学研究已经向历史纵深发展，视野也越来越开阔；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MBA们在和并不遥远的历史对话的同时，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事业——短短100多年，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荡然无存形成了太鲜明的对比，对商人来说，共鸣都是很自然的。”　　张黎教授也承认，这种反思不可能立竿见影看到反馈，不可能很快就帮助MBA们解决了一个市场战略或者并购方面的问题，更不会在毕业生的年薪中立刻体现出来。但BiMBA跟踪高层管理班的学员，这些人来BiMBA的时候大多已经进入了企业高层团队，但还不是最高的决策层。然而，一段时间后，很多人都先后进入了公司的最高决策层。

　　“我们通过这些追踪调查，这些人通过‘山西大院’模式的学习之后，在工作中、生活上有了哪些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跟踪的结果是比较正面的，千万不要从短期的量化回报上去看，教育的效果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更长时间体现出来。”　　由是推之，尽管BiMBA毕业生的毕业起薪在多次排名中始终名列前茅，但在营销专家张黎教授看来，这个每每被用来比较商学院水准的指标并不是他最关心的：一毕业挣多少钱不重要，关键是学生今后的发展怎么样？教育是帮助一个人成长，帮助一个人实现飞跃，BiMBA要做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好的事业发展平台，制订一份可行的事业规划。因此，最重要是看5年之后，10年之后，学生们能够飞多高。（七） 马浩：执着追梦人“艺术有自身的逻辑，学术也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理由。”——马浩

马浩和蔼可亲的面孔，没有距离感的笑容，使得马浩老师颇受北大国际MBA学生的喜爱。他幽默的讲课风格，犀利的语言处处闪耀着他独特的个性；读他的作品，没有深奥的学术语言，嬉笑怒骂处皆成文章，透露出文人的不羁和洒脱。他仿佛一个追梦人一般，沉浸在追寻过程中，流连忘返。1.误打误撞管理系　　选择管理系作为自己的专业，正如马浩说的那样是个偶然，细细思量，或许那就是命运的刻意安排。至今回忆起当时高考的情形，马浩都觉得一切太富有戏剧性了，仿佛一场闹剧的上演，但自己的人生却从那一刻悄然发生了改变。

　　高考，对于每个学子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当时，班上的同学个个都非常刻苦，希望可以考取一所好的大学。但那时的马浩并不是这样，相对于名牌大学，看戏和打排球对他具有同等重要的吸引力。就这样，边玩边复习，高考的日子就来临了，考完试之后，马浩也并不着急，成绩自我感觉还可以。当时是先见分数，后报志愿，这样的话，考生成绩好的话是很占优势的。马浩就一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学校，一边等学校来招人。

　　报哪个学校呢？看着那么多学校，马浩心理琢磨着，要不报个北大图书馆系吧。每次跑到省市图书馆去借书，那些图书管理员的态度真恶劣，爱理不理的，有时还冲人发脾气，瞪眼睛。想起来就憋气，要是能上这个系，将来说不定可以改革一下图书馆呢，看他们还那么嚣张。年少时，人的思想总是那么简单。于是，赶紧查阅招生名额。全省只招一个，还是文理兼收。马浩觉得十分懊恼，八成是没戏了，报也是白报。果然，北大只招了班上一个尖子去学物理，马浩的北大梦破灭了。

　　马浩心里甚是失落，不过没过多长时间，就有学校主动来找马浩了，还大多都是军校。一看到马浩，他们都觉得长得挺精神，很适合上军校，都很热情地希望马浩能去。不过马浩心里不这么想，军校是不错，出来也很神气，但是并不是自己内心所向往的。他决定再等等看。

　　这时候，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位年轻教师，为了暑假回郑州老家能报销费用，就顺便给招生办跑腿儿，找到马浩家。一个劲地夸奖说北京工业大学的管理系很好，还是新专业，第四年招生，并且很多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子女都在这个系，将来有前途。一听说马浩又是学生会主席，更是高兴地说，那将来可以当干部，学管理很合适。在这位老师的一再说服下，马浩觉得这个专业看来还不错，将来说不定可以当个头头什么的，自己也一直想可以有所作为。怀抱着对将来的美好想象，马浩来到了北京工业大学学习管理学专业。

到了学校，马浩才发现，那位老乡虽然说得那么好，原来他并不是北京工业大学出身，而是离北京工业大学不远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顿时有点儿小小地被欺骗的感觉。不过，有一点他说得不假，班上的同学，在中学里不是班长就是学生会主席。就这样，马浩开始了在北京工业大学管理系的大学生活。

　　开始上课以后，马浩发现虽说是管理专业，但是上的课程却与管理几乎不沾边。不过这也是当时的大环境决定的。那时，中国的管理教育基本上是两条线。一类是财经类的，像人民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对外经贸大学等。另一类是工科类的，比如哈工大、两个交大、浙大等。北京工业大学的管理系也是比较早的管理工程系，1980年开始招生。前几年，马浩所学习的课程基本上跟机械制造专业没有区别。虽然，各个系教基础课的老师基本上可以说都是高人。基础化学、普通物理、公差测量、电工原理、立体几何、机械制造，老师们讲得都很精彩，但马浩就是提不起兴趣。不过幸好那时北京工业大学的图书馆管理方面的书还不少，有百十部英文原版管理学教材，一有空马浩就泡在图书馆里看这些书，从这些书里马浩开始触摸到了真正的管理精髓，逐渐喜欢上了管理这门学科。

　　很快就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学校的课程加入了管理方面的一些课程，讲了一些生产管理、会计、统计等和市场营销相关的课程。马浩发现自己已经“深陷”管理这门学科，可是面临即将毕业，自己该作何选择？工作还是继续对管理专业的进一步深造呢？2.得克萨斯商学院绝无仅有的答辩　　当马浩这群年轻人毕业的时候，正赶上中国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中国刚改革开放，到处呈现一派红红火火、干劲十足的景象。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国家的栋梁，尤其受到优待。大学生毕业，那时是国家分配。毕业后的去向，对于关注改革的热血青年来说，一般有几条路可以选择：最热门的是一些既官方又学术的地方，比如社科院、体改委、农研所、发展中心等，直接参与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制造。还有一些当时人们想去的地方是中信、华润、五矿，还有建国门、大北窑一带的外企。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继续深造。

　　问问自己内心的想法，马浩觉得去公司上班也不啻为好的选择，但是想象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和办公室勾心斗角的游戏，马浩决定放弃。还是继续求学是自己最为喜欢的。可现状是马浩渴望的真正管理学根本没什么研究生项目，要么是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要么就是国民经济管理。由于对前者没有兴趣，马浩所以无奈决定放下管理，备战北大经济学系的研究生考试。几个月辛苦努力，没想到最后败在了数学上，只考了52分，马浩知道这一次又与北大失之交臂了。

此路不通，马浩就想别的路走。1987年，马浩来到了在中美合办的黄河大学读经济管理系，开始了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的两年学习。毕业前，在40度高温下到中南地区指定考场——武汉大学参加托福考试。1989年，马浩踏上了异国的土地，攻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战略管理学的博士学位。从此，马浩终于一心一意地踏上了自己热衷的管理研究事业。

　　可以说，几经周折，马浩总算是如愿以偿。不过，老天似乎刻意地捉弄他，在博士论文的答辩上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状况。

　　按照得克萨斯的规定，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和论文本身都要答辩。答辩前马浩做足了准备，在他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里，还邀请了一位外校的教授。在5个委员一致认为开题报告可以答辩的情况下，马浩开始陈述。没有想到中间却出现了状况，答辩一时陷入了僵局。两位资深教师在答辩时执意认为马浩论文中所涉及的当时刚兴起的资源本位企业观，第一不是一个理论，第二难以甚至无法检验。当时的校外委员巴尼教授是该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后来被证明是该理论的首席领军人物，在战略管理学术领域如今绝对与迈克尔·波特比肩。但当时，因为只是个外人，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副教授，所以也不能帮上什么忙。

　　看到这种情形，马浩只能站在那里，看着双方在那里争辩。虽然没有足够的理由让马浩不通过，但是争论到这个地步，谁也不愿意让，学术之争的必然结果是马浩的答辩被无辜牵连，不让他的答辩通过。最后，双方来了个具有创造性的折中办法，既不说通过，也不说没通过，在表格里填了个“答辩委员会建议马浩先生继续工作从而提出一个更具有辩护性的开题报告”。最后不了了之，好像这次答辩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可是得克萨斯商学院绝无仅有的一例。

　　马浩就这样被推迟一年答辩。1994年，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却赶上跌到低谷的就业市场。这年的秋天，马浩去了美国罗得岛州博然特大学商学院管理系助理教授。马浩没有想到这一呆就是10年，更没让马浩想到的是，10年之后他要回到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担任老师。而这一切也离不开他10年来在博然特大学商学院对于MBA方面的积累。也许正如马浩所说：“有时候，人根本不知道下一步飘到哪里。”3.象牙塔里的天马行空　　从7岁上学之后就没有出过校门，并且从没在企业呆过，但是却能够将管理学讲解得令深谙管理之道的资深人士信服，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但是，马浩做到了。虽然只是在象牙塔里的钻研，但是马浩硬是凭着“天马行空”的本事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和赞许。

提到马浩老师的课程，同学们记忆深刻，特别是他诙谐中充满智慧的授课风格，备受同学们的喜爱，也因此马浩被MBA学生称为“为数不多的能在全英文课上屡获掌声”的老师。在E08的课堂上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毕业多年的2000级、2001级校友的身影，重返校园聆听马浩侃侃而谈。在马浩带领E08进行案例分析的课堂上，结合“知识经济下公平的决策过程”案例，有同学竟发现了马浩授课风格的“智慧”。他将“参与度、解释、期望明确”公平决策过程的三要素运用得淋漓尽致，让学生们心情舒畅地在不知不觉中收获良多。

　　在参与度方面，提前两周马浩便将案例阅读资料发给学生，并说明授课方式、考核方式、要求学生分成案例研讨小组并准备课上演讲。到了上课时则以小组为单位，由每组代表报告案例讨论心得及结果。由于每个小组成员都很关注自己小组的表现，而且因为全程参与了小组讨论，都全力以赴准备应对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所以课堂气氛异常积极活跃。

　　在解释方面，马浩也做足了功课，先是解释所选案例的出发点与被选原因，以及能为学生带来哪些收获，然后在每个小组案例报告结束后，讲解案例思想出发点、与实际管理结合的角度，并引导讨论。

　　而最妙的是期望明确，在课程一开始，马浩老师便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EMBA的学生年龄段决定了其管理思想已经基本定性，不要指望在课堂上学到立竿见影的管理技能”。这样反而让学生们放下压力，以更加放松的心态参与课程，最后却发现在谈笑风生的调侃与辩论中，思想却得到了启发与升华。

　　欢声笑语间，师生间的距离不知不觉间被拉近了。相处的时间久了，同学们发现马浩老师是个“丰富多彩”的人。很难用一个方面去形容他，他就像一个“多面手”，不能简单地去用某一个标准去定格他。有同学说他是“酒仙”：“喝茅台半斤算起步，一斤才预热，能喝多少不可知”；有的同学说他是书法家：“他出的书全是他自己毛笔书法写书名，可我更喜欢他的板书，可惜他一堂课写的板书太少了”。还有的同学说：“马浩搞管理太可惜了，应该搞艺术才对，他涉猎音乐艺术太广泛了，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音乐，与马浩这方面的交流比较多，无论是百老汇、歌剧、交响乐，还是现代音乐，甚至曲艺、电影，马浩可不是一般的修养。”更为让人惊奇的是，马浩教授居然没有手机，足见其另类的个性。除去这些琐碎小事，给同学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出其不意的学术观点。

　　叶公好龙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含有贬损的意味多些，但是到了马浩教授的眼里，叶公的形象发生了改变，他认为叶公好龙没错，还值得夸奖。马浩认为，叶公好龙，可以说好的是龙之影像体现，形迹姿态，特质意境与神情气韵。而一旦真龙现身造访，好龙之叶公顿时仓惶而逃，不敢正视。因此，世人断定叶公并不真正好龙，是为好龙而好龙，是为以龙为谈资而好龙，或者以好龙为由另有其他图谋。

　　即便这样，马浩教授认为叶公式的好龙，并没有过错，从增进对龙的了解和欣赏的角度来看，丝毫没有过错。首先，叶公毕竟是“好”龙，比那些不好龙、反感龙的人士，更应该被龙所理解与感激。因此，他认为叶公之好龙应该是比较接近龙之精髓与实质。有时远远地观望，反而对龙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旁侧窥视，静默远观，也许能够跳出 “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盲点和误区，从而更加准确地捕捉龙之意韵神情。推而广之，作为一名MBA要想真正学到管理学的精髓，马浩教授认为不应过于实际地把管理陷入操作层面的误区，更多的时候要把它当作一门学科来看待，而应该有一种跳出实践的远观，这样才能把管理真正地学到精妙。

　　说完了叶公好龙没有错，马浩教授还有惊人的观点在后面呢。

　　商界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顾客就是上帝”。我们经常用这句话去满足作为一个顾客的满足感，但马浩教授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是不对的，顾客并不是商家的上帝。这句话成立的唯一前提就是“商家都是活雷锋。”但商家逐利，天经地义；很明显顾客“上帝”，自欺欺人。如果顾客不是上帝，那么顾客到底应该是什么呢？顾客实质上就是那些按照商家的要求和指定，准时、照数、习惯性地给商家送钱的人。不掏钱的消费者不叫顾客，叫“蹭客”。不回头的消费者不叫顾客，叫“过客”，或“一次性买主”。顾客，就是那些老主顾，老老实实掏钱付账的“回头客”。那商家有没有上帝呢？有。谁是商家的上帝呢？应该说是那些决定和影响商家是否能够正常开张营业并不断有顾客来掏钱付账的人、机构，或某种想象的存在。但绝对不是顾客。

　　马浩教授就是这样总不按常理出牌，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成为同学们心目中一位思维天马行空、行事风格另类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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