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哲人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划分为四大原始类型：一是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二是花自己的钱为别人办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三是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不讲节约，只讲效果；四是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

从纯粹的市场角度来看，企业管理应该是一个责权利相统一的体制设计，即企业管理者有多大责任，就应该被赋予多大权利，有多大的业绩和贡献，就应该获得多少相应的利益回报。但这一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却大多是失衡的。国企管理者们往往是手中握着“有限的权利”，肩上却扛着“无限的责任”。多讲付出和贡献，却避谈回报，把企业管理与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对立起来。这种发生在转型期国有企业管理者身上的“收支不平衡”现象，绝不是“时有”，而是一个普遍现象。

◎权利诚有限，责任价更高

在国企改革二十多年的过程中，国企管理者们除了具有市场逐利冲动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在国企领导中，尤其是正职，他是党委或行政班子的牵头人，https://www.qg68.cn接受出资人（董事会或国资委）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是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是方针政策的把关人，是一旦出了问题，将被司法和行政追究的第一责任人。这个“追究”就决定了国企商人的权利和责任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说这种权利有限，就在于它受制于各种程序和规则，而不能像民企那样对经营活动随心所欲，完全体现个人和股东的意志。说这种责任无限，就在于它的内涵和外延包罗万象，就连职工的生老病死、计划生育都要管。其责任的无限，远远超出了商人的职责范畴。

民企商人的经济行为大都可以归纳到“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这一类，因为，民企的荣辱兴衰与民企商人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所有制决定的投资机制和责任机制，迫使民企商人不得不为自己的钱而去降低成本，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他们手中掌握“无限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着“无限的责任”。

而国企商人，花国家的钱为国家办事，行使的是“有限的权利”，但承担的却是无限的责任，要在经营管理中取得类似“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的经济效果。在民企你可以“将功补过”，而在国企只能立“功”却不能有“过”。

所以，国企商人千万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你不是企业的主人，你只是国有资产的看护人。你不要以为你曾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将企业发展起来了，为企业积累了财富，就能如何如何。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有的企业注册为国企，而国家却从没投过一分钱，全凭国企商人自己打拼挣来家业，但你也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你是国企，虽然国家没有投资，但国企的身份不容挑战,不要坐在国有体制上，而想获得民企的个人利益。即便你在创业的过程中为国企赚了几十个亿，把这个家填得满满的，但如果你拿了理上合情，而法却不容的钱，哪怕一万两万，你都得进监狱。法律不会将你曾经的“功”，去补你今天的“过”，所以国企商人不能用手中“有限的权利”去谋求“无限的利益”，只能去承担“无限的责任”。

◎轻易不要突破权利的底线，去趟国企所有权的雷池

在大多数发展势头良好的国企里，那些企业里的“强人”把自己的DNA烙在企业的每一个角落，企业往往因其正确决策、经营有方而兴盛，自然也会因其决策失误、管理不到位而衰落。对于那些成功的企业，在我们的记忆里，企业品牌往往与其创业领袖的名字密不可分，譬如：海尔张瑞敏、长虹倪润峰、联想柳传志。对于这样的企业领袖，用“奉献”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最恰当不过。因为他们的分配所得与他们的付出相比，显得有些失衡。他们毕生“奉献”自己的动机无法用市场经济的法则来解释，只有从民族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才会找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合理性解释。

但是，即使最优秀的企业领袖也难免会有一时闪失，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能承担起“有限的权利，无限的责任”。今天，张瑞敏唯恐决策失误，柳传志如履薄冰，倪润峰潮起潮落，如果没有良好的机制，谁又能保证他们的企业明天依然美好？

因此，对于国企商人而言，如果浮出水面，大抵有三种命运：一种是不断推动企业战略大突围，成为中国的标杆企业和人物，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跻身此列；一种是企业经营得法，由著名企业家，摇身变为政府官员，如中海油老总卫留成，转身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带头人；还有一种是陷入历史的循环之中，成为悲剧人物。从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到健力宝的李经纬，这样的“沉沦”，交织着体制和人性的搏斗。

三九集团的例子极具代表性。20年前，赵新先创办三九集团并迅速崛起于南方，成为医药行业极富进取心的企业。赵新先曾经与柳传志、陶建幸、卫留成这些人物一道，作为中国大企业的代表，亲赴美国聆听杰克·韦尔奇的授课。三九成为中国举起学习GE旗帜的少数几个大企业之一，但赵新先始终没有解决三九体制出身的根本问题。越是学习GE那动人心魄的多元化，就越会在缺失规则和底线中沉沦和绞杀，最终演变为对企业的失控。结果，赵新先不断滑入历史的陷阱，要将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CEO兼于一身，才能勉强掌控企业。

赵新先2004年被免职，时隔一年被抓，与此前的伊利郑俊怀、红塔集团褚时健这些案例之间都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种“悲剧”式的结局，实际上反映的是国企上市公司所有权缺位的问题。虽然有董事会，但最终是形同虚设，所有的重大决策仍然是“一把手拍板”。“一把手”也把这种权利无限放大，最终越过了国企商人的权利底线。

褚时健最终获罪，李经纬不了了之，赵新先没能全身而退。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对于企业的影响，更确切一点说，没有人能否认他们在企业内部所享受的巨大权力。许多时候，在外界的眼中，他们的名字往往和企业划上等号。对企业无与伦比的贡献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诸多大权系于一身的事实，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企业就是他们的帝国，这样的企业是“一个人的企业”，从而忽视了其事实上的国有性质。他们可能什么都想过了，就是没想到自己是国企商人，他们的权利应该是有限的，只有责任才是无限的。

悲剧于是总以激烈的方式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这个永恒的雷池，否则，轻则企业家个人的命运天翻地覆，重则企业灰飞烟灭。褚时健不是第一个，赵新先更不是最后一个。他们曾经或现在是“天使”，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被宣布是“魔鬼”。无法否认，出资人缺位使得许多国有企业事实上长期处于经营者个人或者内部人控制之中。对于创业者个人色彩浓厚的国企来说，尤其如此。对于许多劳苦功高的创业者来说，让他们接受真正的监督是种奢望，而他们也已然习惯了在自己的企业帝国里独断专行。褚时健如此，李经纬如此，赵新先同样如此。

看来，国企商人享有有限权利，承担无限责任绝不是国企商人的自我解嘲。因为，国企本来就不是锻造勇士的地方。国企商人如果有啥非分之想，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早早“解甲归田”，投奔民企或自己创业；要么踏踏实实当好“红管家”，把握好有限的权利，承担起无限的责任，将你的国企办成观察民企飞速发展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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