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德鲁克走了，虽然有些令人怅惘，但却并不会让我们特别悲伤。

　　中国人历来有“红白喜事”一说，丧事也可以看作喜事的。德鲁克的辞世，也可谓是喜事式的丧事，一是据悉他是“因自然原因”在洛杉矶附近的家中辞世，在无病痛的安静中悄悄谢世，也许正应了中国人所说的“好人有好报”的轮回报应。二是他成功的实践了在半个世纪前经济学家熊彼特辞世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是的！德鲁克做到了，他不但影响了全世界的管理者，而且改变了他们的管理生活方式。

　　就如中国诗人藏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依然活着”，人生基业长青的“秘诀”，其实就是以肉体的消失但精神的不灭而长存。事实上，德鲁克的管理理论，越是随着时间的久远，他的影响力反而会越大，因为他开创了“管理学”这门学科，而“管理”曾经被认为是少数所谓的管理者的事情，但事实上，“人人都是管理者”，至少，每一个人都需要“自我管理”，这也是德鲁克最核心的思想之一，当目标一旦确定后----无论是个人目标、还是组织目标----行动起来的永远是个体或个人，他们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被别人驱赶着工作、而是自己驱赶自己奔向目标。

　　德鲁克的谢世，会让我们重新回想起他许许多多伟大的理论，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更令我着迷的，却是管理理论之外的另外一些问题：德鲁克洞察“管理真相”的穿透力，常常令我们震惊！譬如他说“企业目的是获取利润”的说法，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胡说八道，因为企业的目的是存在于企业之外，满足顾客才是企业的目的；譬如他说将管理看作是轰轰烈烈的事业，是一种荒唐的主观臆想，因为管理的真相是一种“枯燥的、甚至是乏味的日常性工作”。只要随手翻翻德鲁克的任何一本书，都会发现这种看似白开水式的、但却令我们吃惊的朴素语言。

　　一个问题是：德鲁克看似朴实无华、却揭示了管理真相的穿透力，究竟来自哪里？这虽然不是一个管理理论层面的问题，但却是研究管理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至少，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缺乏“原创性”和“有效性”，一直是长期困扰中国管理理论研究的两大痼疾，常见的情景是：虽是“原创”但却“无效”，或者是，虽然“有效”却非“原创”。在我个人看来，德鲁克强大的刺穿管理真相的洞察力，是来自以下的原因。

　　首先，关于“原创性”的问题：原创性的管理理论总是来自于管理真相，而“管理真相”只存在于事实本身、而并不存在于个人观点中。

　　先来说个我的个人直觉：读德鲁克的书，最大的直觉就是找不到清晰的框架和观点，它如同老朋友聊天一样的娓娓道来，是那么的朴实自然，直到你在不知不觉中读完了，你还深深的陷入其中。实际上，我们今天提到的德鲁克的“事业理论、目标管理、绩效管理”等等理论，是我们后来单独提炼出来的观点，实际情况却是隐藏在整本书的字里行间。这种状况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事实在前、观点在后，或者说，观点隐藏在事实中，更为深刻的说，事实本身就是观点！

　　事实上，即使是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当我们说“适合的管理，就是好的管理”时，没有人会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个正确的观点却令我们一头雾水；当我们说制造业的管理就是要“限制人性、严肃纪律、一丝不苟的执行”时，暂且不论它的观点是对是错，至少，它所描述的是接近事实的真相，并且令我们清晰甚至是震惊----这就是“事实”本身的魅力和价值，它意味着“事实本身就是观点”。它也再一次的验证了德鲁克的一句名言：“管理是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并不是挂在嘴边用来说的、而是体现在行动上用来做的。

　　获得“事实真相”的方法，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如同德鲁克一样，做一个“旁观者”。我注意到德鲁克早年曾经有过记者的经历，在西方，记者所要遵循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客观的记录事实”，它意味着所有的事先假设、主观猜想等等事先的设置，统统被抛弃在一边，观察和记录事实本身，成为了最有价值的活动。事实也是如此，假如德鲁克没有在通用公司长达两年的实地观察，就不可能写出来《公司的概念》的这本书，或者说，当我们今天惊讶于这本书中破天荒的第一次提出“组织、绩效、授权、事业部制”等等概念时，其实它并不是德鲁克的发明，而是通用公司本身存在的管理事实。

　　我个人的感觉是，在中国，“事实与观点”的次序，恰好被颠倒了。我曾经读过中国某个财经作家所写的“海尔的真相”的书，当时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总觉得有些隔靴搔痒、却又说不出问题出在了哪里，现在看来，问题就出在了“事实与观点”的次序上，因为他搀杂了大量的个人主观色彩，反而掩盖了海尔的事实真相。我曾经做过记者，我知道中国记者形成的不良习惯，就是先设置一个观点或框架，然而依据这个观点或框架对“事实”进行取舍。无论对于海尔的非议有多少，就管理层面上说，我一直坚信海尔身上有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管理，它是中国“最具管理价值”的企业之一，但是，它被一些主观色彩的描述给掩盖了----这种掩盖意味着：我们将因此失去“原创性”，因为管理本身就不是由管理学家创造的、而是由企业家们创造出来的，失去了管理的事实真相，“原创性”就成为了无源之水。

　　其次，关于“有效性”的问题：管理理论的价值始终围绕着“有效性”在进行，而“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基于企业管理实践的成就、而不是基于学术观点正确与否。

　　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什么叫做管理理论的“有效性”哪？通俗的说，就是管理理论必须能够影响到老板、企业主、企业家，而不是理论家们和理论家们的相互贬低或相互吹捧，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基于学术层面的、而是基于管理实践的。假如把“管理理论”理解为是一种产品的话，那么，它的销售对象是企业家、而不是学术会议，但实际上，中国一些管理学家的所生产出来的管理理论这个“产品”，在中国“企业家市场”上的销售一直是差强人意。我们知道，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从半个世纪前通用公司的斯隆一直到今天微软的比尔盖茨，至少是足足影响了三代的企业家。

　　但是，中国管理理论的所谓“成就”，却常常发生在学术层面的评价上，经常会为了一个观点而打混战，事实上，假如你说“管理是一门科学”，或者说“管理是一门艺术”，并没有正确错误之分，关键的问题在于；你对于这个观点的论述，是否具有管理实践的价值？假如有的话，那么，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有价值的；假如没有的话，那么，它们都是错误的、没有价值的。我在自己的《中国人管理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人管理逻辑的起点是人、而西方人管理逻辑的起点是组织”，这个观点遭遇到了一些人激烈的质疑和批评，不客气的说，我自己就可以很轻易的通过“引经据典”，来证明它是“错误”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角度，我们看清了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特殊管理、特殊处理”？为什么总是“相信熟人、不相信陌生人”？这才是管理理论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有效性”所在。也就是说，是管理观点的有效性证明了管理观点的正确性，而不是相反。

　　德鲁克管理理论“有效性”的来源，在我看来，就是他始终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是“管理必须面向结果说话”，第二句是“管理结果来自于组织外部”。将这两句话连在一起说，就是组织外部成就决定了组织内部管理。我相信至今为止，中国的一些企业管理者或理论研究者，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到这句话的含义，相反，他们恰恰做着相反的事情，他们将目光集中在了企业内部，渴望并正在努力进行着企业内部的“井井有条、秩序井然”，但实际上，“组织内部”的这些管理成果，同企业所期待的管理成就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组织内部”究竟是稳定和谐的一团和气、还是处在动荡的创新局面？其实是取决于“组织外部”的要求----这其中，主要是社会环境和顾客需求的要求。

　　我为什么对于“中国式管理”一直持反对和批评态度？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思想强调的“修己安人”----“修己安人”仅仅是内部成就，事实上，“中国式管理”几乎从不谈论外部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它非但不会带来企业所期待的成就，相反，却为管理者个人奠定了良好的地位巩固的基础，我们知道，现代企业管理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企业组织本身必须具备淘汰“最高管理者”本人的组织能力，否则企业就会变成一个不讲管理目标、只讲个人统治的专制组织，它的结果就是企业组织和它的管理者一起消失的结局。因此，假如一定要说坚持“中国式管理”或者说“修己安人”的话，那么，必须为它设置一个前提，那就是在设置企业组织外部目标和成就之后，再来谈论如何“修己安人”，这个管理次序绝对不能颠倒。

　　以上所谈论的管理理论的“原创性”和“有效性”，其实就是一代宗师德鲁克最经典的一段话----“归根到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因此，本书探讨的是一些基本原理，并不是—部哲学著作，本书自实践而产生，又以实践为归宿”----这是德鲁克在其经典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相信，它现在是、将来是必将是管理理论研究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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