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他认为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他认为，通过提高的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茅于轼先生在很多领域的发言都堪称具有专业、正直、坚韧的品格，其中所彰显的正义感、责任感和批判性，令人尊敬。但至少在提高高校学费问题上，笔者不能认同他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茅于轼先生似乎忽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考察角度：一是为什么要提高高校学费？换言之，提高大学学费的合理性在哪里；二是公共财政之于高校学费是否恪尽职守，切切实实尽到了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前者来说，一方面是慢如蜗行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一方面却是快马加鞭地提高大学学费，“20年间整整上涨了25倍”，以至于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也不得不承认，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环视当下，不说医疗、住房、养老上的民生多艰，单因大学学费一项就不知道有多少家庭被抛在“生存底线”，如若再涨，每提高一个基数，都可能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如果不能实现国民收入与各项社会支出相匹配的增长，提高大学学费就是不道德的。

　　就后者来说，几乎与茅于轼先生的“提高学费论”同时浮现于公众视野的一则消息，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言说证据。据中新网1月6日报道，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日前公布的2006年教育经费统计情况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01％，没有达到国家提出的4％的要求。另外，2006年有1/3的省份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的要求。当GDP每年二位数的增长速度鲜亮呈现，当更多的城市迈入“3000亿俱乐部”、成就“富可抵省”的荣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本就捉襟见肘的教育投入依然在持续着受冷落、受伤害的命运？

　　明确了以上两点，我们就不难看出，茅于轼先生的“提高大学学费”论———靠富人接济穷人的观点是多么荒谬。当然，茅先生是出于好意，但当他遗忘了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点，他的策略难免舍本逐末，于富孩子和穷孩子都不公平。在此，必须要认识到，大学学费问题本质上是教育问题，而不是贫富问题。“富”不是原罪，“穷”也不构成向同等的权利人索取的筹码。在教育框架内，富人和穷人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实行“损有余而奉不足”的策略，毫无道理，也注定行之不远。

　　显然，解决穷人上学的最好办法，是国家教育责任的自省和公共财政的垂顾，而舍此再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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