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最近因为一番“大学应提高学费”的发言再惹争议。质疑者认定茅于轼此言无异于“劫贫济富”，而赞同者则指出，茅于轼的话有相当的前提，断章取义不仅扭曲了茅于轼观点的本意，也令社会对经济学家的对立情绪加剧，使得经济学家成为一个“代人受过”的群体。

　　拨开横飞的板砖，挺茅派和打茅派说的似乎都有道理，也都没道理。挺茅派说低学费的本质是“富人搭穷人便车”，应该通过提高学费、设立奖学金进行“转移支付”，理论上确实如此；但这没法解释为什么欧洲不少国家免学费的公立大学横行，难道外国人就不怕“富人搭穷人便车”？打茅派说如果真的提高学费，无异于让穷人更加上不起大学，最后变成抬高了上学的门槛。迈不过的，平白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迈得过的，也无缘无故多交了钱，还是不平等。

　　无论是茅于轼本人，还是挺茅派抑或打茅派，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但如果这么糊里糊涂地吵下去，最后肯定变成“谁为穷人说话，谁为富人说话”的诛心之论。问题的根本在于：从理论看法，到政策实施，还有着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茅于轼说的是一个理论看法，打茅派关心的是政策实施效果，一个驴唇，一个马嘴，能对上才怪呢！

　　以大学是否应该提高学费为例。从大学经费来源看，全世界只有三种大学：民办的私立大学、政府出资的公立大学、由教会出资兴办的教会大学。中国的大学里，除去那些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毫无科研力量且没有硕士点、博士点的民办私立大学外，基本上都属于政府出资的公立大学。这些大学经费主要来自公共财政，而决定经费分配的标准则是大学的行政等级。无论学费收多收少，都不能改变这些大学公立的性质。若用“提高学费”来打破大学里“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问题，首先就要改变大学的公立性质，改变大学经费的分配格局。不如此，“提高学费”就只能变成“劫富又劫贫”，徒增大学乱涨价的口实而已。

　　理论不可能自动变成政策，“提高学费”这类“好理论可能变成坏政策”的现象屡见不鲜。按照组织管理学中的“垃圾桶理论”，有时决策过程就像一个垃圾桶，理论建议仅仅是可能影响最终决策的变量之一，而决策体制、决策人、与决策有关的利益相关方，都会成为权重不同的变量一齐进入决策过程的“垃圾桶”。最终从“垃圾桶”中出来的政策，也就面目全非，与最初理想化的理论建议大相径庭；解决之道往往也并不在于改变理论，而在于改变上述其他影响决策的元素。而这，恐怕才是隐藏在“提高学费”之争背后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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