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降低印花税的预期若能实现或将带给股市些许灿烂春光，而当通胀趋向于变离低速，以过快甚至急速上行，通胀将变成全社会的公敌。

　　世界各国的货币当局都不敢对通胀掉以轻心，德国人甚至赋予其中央银行唯一的政策目标——反通胀。

　　 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就对通胀给出了答案：无论何时何地，它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在当下的中国，虽然我们不能排除猪肉短缺和雪灾等对通胀的贡献，但去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数据已经强烈支持着“通胀是货币现象”的看法。因此央行高官近日表示，将采取综合手段来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对贷款进行窗口指导、利率和汇率政策等，从中进行最优组合，从而使通胀达到可以接受的范围。

　　 人们早已看到，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放松国内的资本外流以及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人们还发现，一个比较接近合理均衡水平的汇率、利率和宏观政策对于资本流动是重要的。

　　 人们还看到，资本在国际间大规模地频繁流动已成为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对国际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各国福利。

　　 有序推动人民币的双向流动，或可更好地缓解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改善流动性充裕的局面，同时也能更好地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纵观全球，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都非常明显。各国应对资本流入的资本管制政策都无法根除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因为局部的资本管制对于开放的经济体作用有限，被管制的资本总可以通过未被管制的渠道流入国内。而在今天开放的中国，再继续实施全面的资本管制已经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了。

　　资本项目开放毫无疑问必须切忌过度开放，同时资本项目的结构调整也需综合考量多重因素，只有使内部价格机制改革同外部价格调整结合起来，才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资本项目开放作为一种政策取向，制定远期策略时顾及眼前现状本无可非议，然若过于追求时机的成熟与否及对外界反应关注太多，又有可能会错失机会。

　　 有外管局官员就曾指出：“资本开放担心出去有风险，人民币升值又担心出口受影响，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如果持续这样，泛滥的流动性蔓延，这种状况中国能扛多久呢？”他举例称，作为拓宽外汇流出渠道的港股直通车，虽然政府强调由于技术因素不完善被叫停，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担心市场风险，“如果总是闭门操练，中国投资人何时能练成国际水平呢？而一味强调时机成熟，永远都不会有十全十美的一天。”

　　 尽管国内金融界目前存在一些关于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应该加强资本管制的观点，但是事实证明，资本管制政策可以堵住国际金融资本套利中国，但无法堵住商品套利的渠道。外贸出口增速的迅猛增长拉动经济似乎一片繁荣，但实际上“民工荒”和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品价格猛涨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资源已经支持不起如此快速的出口增长。

　　 眼看国内热钱洪流滚滚，股市楼市泡沫飞扬，通胀形势日益恶化，资本管制政策还有什么意义？严峻的现实已使央行对于资本项目管制不再自信。

　　 事实还证明，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中，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仍然是宏观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带来央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国内流动性过剩、进而推高资产价格等一系列难题。

　　 而要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就涉及到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理体制调整，就需要一定幅度的汇率调整——即实体经济层面能够承受的汇率升值，加上更大程度的经济结构和外汇管理政策调整，包括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严格对资本流入的管理，从而将过去“重流入、轻流出”的理念调整为“促流出、重监管”。

　　 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人民币国际地位提高的必然，尽管央行从未给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但迫于资本和贸易项下的顺差积聚的庞大外汇储备压力，去年以来政策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在资本项目开放上，流出管制松动，流入管制收紧迹象明显。而央行官员的最新表态显示，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许将被视为化解当前通胀压力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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