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节后用工高峰的到来，浙江部分城市又出现一年一度的“技工荒”，在求大于供的形势下，不少企业开出的工资筹码已比去年增加了两成，但招工紧张状况依然一时难以缓解。对此，面对“招工难”的现状，一些人把其归于执行了新的《劳动合同法》，给一些企业增加了成本和现实风险，是招工环境不尽人意使然。

　　其实，企业遭遇“招工难”已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难题从2004年开始逐渐凸显，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过去比较多的声音归结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然而，简单将责任全部推到企业的身上，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因为在工厂艰苦工作环境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产业原因和社会原因。

　　就工人生存环境而言，这当中固然有个别黑心企业主的道德问题，但工资水平低下、劳动时间过长、生产安全较差、社会保障不全等问题的普遍性出现，根本在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游戏规则。

　　最近一家迪士尼代工厂的遭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因受到香港学生团体“用工环境恶劣”的指责，这家代工厂因无法完成有关整改条件而被取消了订单，最终被迫关门停产。事实上，有很多产业下游的企业并非不想提高工人待遇来保证自己对劳动力资源的吸引力，他们的存在依靠的是上游品牌企业的订单。现实是，国际产业游戏规则决定了对低端制造环节的成本投入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成本空间中工厂还要盈利生存，因此就不难理解生产方将在什么方面减少支出。这样的环境之下，一家企业守了规矩等于放弃了机会，毕竟现在的东南亚一带有着比我们更低的劳动力价格。靠廉价劳动力获利之路会越走越窄，这点大家都清楚，但是真要放弃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恐怕没有哪一家企业会轻易点头。

　　应当看到，“招工难”背后更大的社会原因是当前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根据历史经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的转折，这一转折点因提出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之名而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到2013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近年来，民工荒也好，招工难也好，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劳动力结构迈入“刘易斯转折区间”的信号；而未来，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逐渐发生逆转。更本质的解决出路，在于因应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变和内在规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让我国的工人参与到价值回报更高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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