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中国能够摆脱博弈对手的精神束缚，以平等自信的态度，敢于、善于博弈制衡沟通，进行对等的利益交换，争取达成妥协共赢，是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中获得重要一席的

　　第三个层面：客观上的“不可为”性与主观上的“不作为”性。

　　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建议和取向产生分歧的第三个层面是，某些理论前提在实践中是否可行。比如，前文中曾特别强调指出的——资本项目管理是否能基本有效，再比如官方、民间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是否能做到。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论述了——如果采取市场化的监管方法，借鉴西方证券市场卓有成效的上市公司报表制，推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报表制度、“看门狗”制度、举证责任在辩方和举报查实有奖的制度，是完全可以有效打击明确定义后的非法热钱的。

　　更加容易判断的是，中国无论如何都有充分的理由和手段增加黄金储备，不要说把黄金作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最重要的抵押物、成为中国财富在国际金融大动荡中的避风港，就是按照10%配置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中国也需要将黄金储备由现在的600吨增加到5000吨左右。如果中国有这种主动购买的权力，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增加到这个比例份额。如果官方不方便，也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和民间百姓收藏，并可以在合适的宏观条件下，实行实物黄金回收或抵押融资的政策。更退一步说，2007年，中国黄金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70吨，即将超过南非成为世界第一大黄金生产国。在这种特别有利的天时地利下，至少可以将国内绝大部分黄金产量有效控制在国家手中。

　　然而黄金这种如此重要的战略物质，其国内矿藏目前屡屡出现被外资控股的现象。与此同时，现在国内保险等机构资金被禁止购买黄金，黄金进口还受到严格的审批限制。

　　以上两个关键性的举措——反热钱和买黄金，完全可以果断地大加作为，并将对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谓客观“不可为性”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需要有关部门主观“想作为”为动力，这就对有关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个层面：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是现代金融的核心，汇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经济和金融政策会牵涉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其中尤以货币和汇率制度至关重要。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博弈，利用各自的优势力量来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而不同价值取向下的不同货币和汇率政策将造成差异巨大的利益再分配或利益输送。

　　一、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分析

　　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会有不同的货币、汇率及其他经济政策的组合取向。从资本的角度看，他们至少包括三种：一是工商业实业资本；二是传统金融资本；三是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投机资本。

　　1.工商业资本，特别是本土资本属性的工商业资本，他们非常愿意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因为对于从投资到回报少则两三年，多则十来年的实业投资而言，外部宏观环境的稳定和可预期性非常重要，而固定汇率制度是保持宏观环境相对稳定的最重要的“定海神针”。世界上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在他们最成功的经济发展阶段绝大多数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中国1994~2005年期间实行了固定汇率制度，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其间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IT企业泡沫破灭的冲击，为中国抓住“世界工厂”机遇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各国纷纷贬值货币，中国政府则坚决不以邻为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持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并为遭遇重创的亚洲各国走出危机泥沼作出了重要贡献。

　　2.传统的金融资本。这些资本通过为工商业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获得存贷差收益，或者帮助企业上市，获得保荐销售等相关服务的收益。他们希望看到工商业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资本市场长期可持续成长，由此他们可以获得持续的收益增长，他们也是资本市场上的“巴菲特”们，致力于把握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和持续成长能力并长期持有。这些资本也不反感固定汇率制度。

　　3.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投机资本。他们自身不直接创造任何真实的物质财富，他们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各资本市场的各种投资品涌去，再流走。在流入时，目标国（地区）货币价格大涨，带动资产和金融品价格暴涨，居民消费品价格也水涨船高；而他们流走时，则是相反的暴跌。一方面，他们的力量如被利用得好，也曾刺激出美国IT业革命式的奇迹，另一方面，他们则会造成泡沫破灭后的一片狼藉。

　　然而，当他们的力量越大，他们流动的速率越快，他们对实体经济和国际经济稳定发展的破坏力就越大，他们对资源有效配置的间接帮助就越小，他们对实体经济所创造的真实财富剥夺得就越严厉。

　　与此同时，他们以“超级过山车”般的投机暴利诱惑，摧毁着一个社会艰苦创造的实干精神。在这种零和乃至负和博弈中，极少数人的超额暴利是以洗劫绝大多数人的辛苦劳作为代价的。

　　这些投机资本的受益人非常少——他们智力超群，对人性认识深刻，英语是他们的工作语言，他们对金融知识和金融理论有着相当大的垄断权利，他们往往自称是“国际主义者”——但他们信仰的核心是“成者为王”，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中不在乎诚实，更没有公正，只有自由——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游牧民族”拥有更大的猎场；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敌视黄金和固定汇率制度。量子基金的索罗斯正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对自己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行为从不忏悔。

　　他们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巨大的资金流，金钱使得他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很大的舆论和政策影响力。并因为对金融知识和规则的相对垄断，他们拥有很强大的蒙蔽和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能力——他们早就希望中国立刻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了。

　　二、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其国家主力资本的属性不同，会出现与其资本演化阶段相对应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偏好。或者说，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两个极端之间，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平衡点。相对而言，仍以实体经济为主或仍处在传统金融业阶段的国家，会偏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而那些虚拟经济程度越高的国家，他们实施并推动更大范围内的浮动汇率制度和投资自由化的动机越强。比如，美国现在以金融虚拟经济为主，它就要向全世界推销其浮动汇率和投资自由化。而欧洲大陆的资本市场并不发达，他们甚至连最主要的交易所——泛欧交易所都卖给了美国控股，因此欧洲各国间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将欧元作为它们的统一货币。

　　当前“世界工厂”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起步，因此，2007年5月的汇率改革是适宜的。我们的主要忧虑在于，中国储备的黄金太少了，人民币升值速度太快了，加息的节拍也越来越多。以此为源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加速太快。一言以蔽之，我们越来越接近陷入国际投机热钱所希望看到的路径中去。

　　显然，货币和汇率制度政策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国家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有着难以调和、甚至截然相悖的不同价值立场，从这种本质利益上分析，前三个讨论层面中一些理论和现实的疑团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货币和汇率政策最终的博弈结果，要取决于各方的博弈实力与技巧手段。不乏有人认为，中国的金融力量和国家实力远不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此，在外部压力下，迟早要被迫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但笔者不以为然，因为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主要矛盾是欧元和美元的竞争，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加上中国手上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实际具有很大的投票决定权。况且现在美国深陷次贷危机，已面临金融全面危机爆发的边缘，急需中国的帮助。倘若中国能够摆脱博弈对手的精神束缚，以平等自信的态度，敢于、善于博弈制衡沟通，进行对等的利益交换，争取达成妥协共赢，是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中获得重要一席的——这也是笔者2004年12月31刊发的《新三极演义：战略的中国已经春暖花开》一文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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