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行动承诺，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反映的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它要求企业对社会所产生的负效应最小化，力求在长时期内带来社会正效应的最大化。就狭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既包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又涵盖影响、受影响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对股东、消费者、社区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广义上看，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包括经济、法律及中观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涉及对社会应该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对社会合乎道德的一切行为。

从20世纪末至今，管理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化以及国际化。

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治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已经被进一步放大。

企业社会责任能促进业绩吗？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观点可归纳为三点：

其一，认为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其盈利能力更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二，认为企业的财务绩效对企业的社会表现起推动作用；其三，认为企业的社会表现、财务绩效和声誉三者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很难确定哪一种因素影响最大。

大量实证分析证实：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间存在确定的正相关关系。1997年，Jeff Frooman对企业不负社会责任和非法行为的反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股市就对那些不负社会责任和违法的企业持否定态度；而Lee E.Preston和Douglas P.O'Bannon比较了1982－1992年美国大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也发现二者的积极关系。1999年，Ronald Roman等人则得出良好社会责任不会导致不良社会绩效的结论。2002年，基于数据的分析，W. Gary Simpson和Theodor Kohers对美国国有银行1993－1994年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他们以企业社会再投资行为排序作为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用总资产利润和贷款损失率评价财务绩效，发现二者间存在积极关系。

然而，另有一些研究则发现：企业的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无关或仅是负相关。2003年，S. Pasaribu Hadi对印度尼西亚的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无关；1980年，Robert W.Ingram和Katherine B. Frazier研究则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他们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相应成本，这一成本就使得企业在与不承担或少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竞争中处于不利。

比较后我们发现，承认二者正相关的占多数，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促进财务绩效的增长。但由于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因素过多，确切结论的得出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

企业社会责任如何标准化？

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影响较大的是由美国经济优先权认可机构委员会制定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SA8000是继ISO9000和ISO14000后新的国际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保护人类基本权益。它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工会权利等具体问题也制定了最低要求，是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社会责任认证标准。

SA8000把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标化，使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护人有了可操作衡量的具体量化标准。这一标准通过对人身权益等要素的直接关注，调节人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自身的平等发展关系。作为社会责任方面的认证体系，SA8000不仅明确了社会责任规范，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体系要求。

但必须指出的是，SA8000是以发达国家的立场和实际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获得这一认证。在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统一认证标准的趋势下，某种意义上这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成为发达国家制约甚至制裁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手段。发展中国家在认知、理解和使用国际通用标准的同时谋求国内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无疑就成为一个普遍性难题。

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国际化？

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化的问题上，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跨国企业、行业差异、地区历史及制度环境等环节。

2005年，Anupama Mohan对大型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后认为：尽管其经营管理模式存在普遍差异性特征，但大型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话语权仍掌握在总公司手中，子公司管理层只能根据公司业绩及发展需要对有关社会责任的安排进行调整。

而通过分析意大利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状况，Francesco Perrini等人认为：多数企业对承担社会责任持积极态度，企业也更愿承担会直接提升其所属社区福利状况的社会责任。同时他们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如环境绩效）与企业自身特征（如规模或位置）无关，企业之所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它们深知这会对企业名誉和品牌带来增值潜力，由此带来可持续收益。

在最近研究中，Jonathan P. Doh和Terrence R. Guay评估分析了欧洲和美国制度环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他们认为：欧洲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府政策制定、企业战略实施和非政府组织行动上，这两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存有较大差异。他们同时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国比较应更多考虑制度性差异变化所产生的影响。Donald S. Siegel和Donald F.Vitaliano也从企业战略决策层面分析了产品或服务类型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出售金融服务（信用服务）的企业要比同行竞争对手的社会责任感高23个百分点，而生产耐用品（汽车或软件）的企业则比竞争对手的社会责任感高15个百分点，即出售耐久品或信用服务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一分析有助于利用面板数据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理论的可行性，但由于受限于部分省略变量的制约，而无法评估这些变量对其他变量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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