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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吧，当你抱持着一种摇摆不定的价值观念，怀揣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并忽视基本的诚信与道德，就必定会使得世风日下、民风败坏，把整个组织的文化全都搞乱了。这就好比你整个法律的实施靠的是一种酷刑，靠的是一种严格的考核，靠的是一种完全功利的奖励，于是，人们正是出于遵守法制，出于眼前的贪欲和恐惧，所以就会使得整个社会或者说整个组织变得“免而无耻”、寡情薄爱，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就质量文化变革而言，这实际上也将成于制度、毁于制度。

司马迁曾经说过：“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就是说，任何法令都是用来保护制度实施的，而制度本身的好坏其实并不在于法令。这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仅仅是以法令为标准，以标准为标准，以技术为标准来设定我们整个的一个质量管理的制度，再加以考核、评估和奖惩来保证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为了制度而制度，把本末倒置了。

换句话说，我们仅仅是为了贯彻和实施某种质量体系的标准，仅仅或者错误地想通过这些体系和标准来获得质量，却不知道质量为何意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只是在维持一种单方面地配合了某种抽象的要求，并不得不以考核，甚至于罚款来维系的制度。这在本质上与商鞅之流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其实我们的孔圣人早就对此有过经典的阐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显然，对于这两种制度控制的方式，他是批判前者而赞赏后者的；前者虽然见效快，但由于靠的是权力和处罚，很容易使人们发挥贪婪和惧怕的功能，演变成表里不一、言行二分的“两张皮”状况，并形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心态，从而使得“八荣八耻”无从落实、扎根。反观后者，建立制度的精神就在于“德”，所谓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制度、习性和道德规范的建设一定要合乎“礼”，要能够使人们自觉自愿地“有耻且格”，并由衷向善，所谓“克己复礼”。

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制度，许多人却对我说：杨老师，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吧，难道这两者之间不能兼容吗？这反倒让我发现自己也正在沿袭着黑白分明的“斗争哲学”。是啊，如果从质量管理的成熟度模式去思考，你会发现，孔子所倡导的“政”、“刑”、“德”、“礼”实际是一个完整的、相生相克的解决方案。

而现实中，香港和新加坡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向我们昭示，我们的圣人实际上是设好了一个局让你钻的，你不把那些只言片语串起来并融会贯通，是无法揭示他老人家隐藏着的那个大问题的，那就是，我们整个国家也好，组织也好，你的使命、愿景和所倡导的基本的价值观是什么？这才是核心。因为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实现这些东西的。否则，将会像商鞅变法这样，把在其他六国都实行过的政令用于秦国，并根据这些要求而变更秦国的制度，以最终达到消灭六国的目的。

毫无疑问，秦国能够迅速崛起也正是得益于商鞅的这种“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做法。但也因此使得整个秦国原来淳厚质朴的民风蜕变成了一种寡廉鲜耻的风气。所以，秦孝公去世不久，商鞅便被施以车裂之刑，其家族也被满门抄斩。这实际上也是历史对商鞅刻薄少恩、极端功利主义的做出的回应吧！任何事，失去了“道”，而执着于“术”，都难免会让“商鞅变法”式的结局重演。就质量工作而言，不难发现，许多组织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商鞅的种种做法，而且还颇有得意之笔，因为短期内马上产生了效果，却没有思考长期该怎么做。质量管理，毕竟是人的问题，而非技术活动，是每个人的日常工作而非个别人的应景之作，它是一种言行一致的习惯，诚信负责的态度和“第一次就做对”的生活方式。显然，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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