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县干部网上发文为强拆辩护，“没有强拆就没有崭新的中国”，言下之意，县政府的动机是良好的，符合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仅仅因为方式方法不当，导致了自焚事件。

表面上看，这是公权与私利的矛盾，政府要发展地方经济，推进城镇化，强拆强迁，原居民抗争无路，只得采取了自焚的极端手段。这位干部护主心切，但良好的动机并不是宽恕暴行的理由，况且动机未必就那么纯洁。在“天下为公”的旗号下，是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充实地方财政是含蓄的说法，银两主要用于长官的政绩工程。直白一些的干脆赤膊上阵，贪污受贿，转眼便是千万富翁。

这不是公权与私利的对抗，而是挟公权的私利与草芥私利的博弈，力量对比的悬殊，早就决定了博弈的胜负。

败退者不仅承受利益的损失，亡灵还要遭到无耻文人的羞辱。“强拆是无奈的选择”，“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依傍胜利者讨得一杯羹，作践民权用的是秦始皇的逻辑。

让我们回到两千年前，复原修建长城的公权与私利之辨。

秦始皇因孟姜女哭倒长城，急召见大将蒙恬询问。蒙恬奏称：“臣奉旨督建长城，苦于经费不足，不得不强征民夫，令军校监押，昼夜施工。孟女之夫不堪劳役，倒毙于地，其体弱如此，非臣之过也。”秦始皇又问：“长城阻匈奴南下，黔首安居乐业。寡人为兆亿黎民计，孟女何悲之有？”蒙恬对曰：“百姓愚昧，不能体谅圣意，一人滋事，百人呼应，媒体亦推波助澜。”

虽是故事新编，对照今古，宜黄县政府的逻辑与秦始皇如出一辙。

宜黄：强拆住户是为了推进城镇化；秦始皇：强征民夫修长城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宜黄：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在所难免；秦始皇：为建成统一大帝国，强征势在必行。宜黄：政府不能因为强拆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秦始皇：朕不能因为死了人就停建长城。

不要以为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错误仅在于方式方法。同样，宜黄县政府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补偿标准过低，或者强拆过于粗暴。实际上，他们有着完全相同的逻辑。

所有帝王的逻辑起点都是“朕即国家”。“朕即国家”的现代版就是官员天然代表“公意”和“公益”，官员因此可以任意使用公器以维护“公益”。

在现代社会中，公意只能来自于民众，在未得到民众的认可之前，任何人不得宣称自己代表公意，不得将自己的决定冠以公益的名号。无论能给民众带来多大的效益，没有民众的认可，长城和宜黄的城镇化就既非公意，亦非公益。在这个逻辑下，秦始皇无权启动长城的修建，因而也就无权强征民夫；宜黄政府无权决定城镇化的进程，因而也就无权强拆民房。

现代社会中的公意是如何产生的呢？直接的方法是全体公民一致同意。因一致同意的协商成本过高，而且很难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公民制定规则和程序，在政府承诺严格遵守的前提下，委托政府提出公共工程的计划和预算，交公民或公民的代表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公民的代议机构即各级人代会的决策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似乎违反了少数人的意愿，但决策规则和程序本身经过全体公民的同意，因此而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威性。

少数人必须接受规则和程序产生的结果，因为他们自己事先已同意按照这些规则和程序决策，他们可以表达对结果的不满，但不可拒不执行，更不能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多数人的决定。少数派只能在下一次决策时争取成为多数，或者动议修改对他们不利的规则和程序。

公民社会的程序是繁琐的，费时又费事，决策效率低而且是有成本的。秦始皇的决策虽快速有效，但他的问题是成本更高。秦始皇的成本不仅体现在多少孟姜女失去丈夫，多少母亲失去儿子，而且超出民力、财力的“跨越式发展”激起了陈胜、吴广的大起义，连年战争，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两千年的循环，两千年不断重复的故事，除了主人公的变换，没有其他丝毫不同。同样的诉求，同样的手段，同样的逻辑，同样的结局。在以暴制暴的循环中，社会怎么可能进步？

该打破这千年循环了。

将皇帝和农夫转变为公民，公民个人权利至高无上，谁也没有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

除此之外，似乎不存在第二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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