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里，我们也常常看到特权意识的蔓延，如一些受到保护的企业，受到政府关照的企业，他们无一不受特权意识所影响。这类企业的老板和高管都特别有特权意识，这种特权意识第一是“官本位”思想。企业的老板和高管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他们站在高位上，看不到企业存在的问题，他们不会走到下面去，更看不到市场的真实情况。第二是“官本位”企业和领导总是阻碍改革创新。他们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意因为改革创新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创新的进行。第三是“官本位”领导总有“一言堂”作风。企业领导层层包庇问题，层层捡好的一面向上汇报，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尽可能隐瞒、少说，甚至像官场一样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直到最大的问题爆发，甚至到了企业危亡之际也才是老板发现问题的时候。总之，平常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把问题暴露出来就是好，把问题掩盖起来，尽可能地不让领导丢脸，不令自己失职。

    现代企业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创新和服务。没有创新的企业将会被时代所淘汰，创新是企业不断发展的原动力。从三十多年中小企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是产品创新、渠道创新、服务创新、销售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还是盈利模式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只有创新才能生存，这是大家所共识的一个论题。对于许多制造型企业来说，服务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已，还没有真正获得开发。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几乎是硬性的，而服务则是软性的，这种软性的服务一旦把它变成是赢利工具，其价值源泉是源源不断的。但对于具有特权意识的企业或老板，他们恰恰是阻碍创新和服务的绊脚石。

    所以，特权意识也是企业走向衰败的温床。

    第三、文化温床

    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就儒家文化的系统性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来看，儒家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文化喜欢用古代的圣人的言行来作为理论根据。虽然圣人的言行，的确有过人之处，但是并不一定就是事物的本质。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它一直回避人性的恶，对人性的善的培养也仅仅是泛泛而谈。要达到他说要求的境界是需要克服很多坏的劣根性的。而儒学就没有正视这个问题。所以孟子说，人性的善，有四心，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但是关于人性的弱点人本身具备的利己的私心、物欲的贪心、侥幸心理、嫉妒之心等等的劣根性却很少提及。而这些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你不消灭这些人性的劣根性，它就会一直存在，因为它们能带给人感官、物欲的享受。有利可图就会有人舍命而为！为什么当今社会的企业和人把金钱和权力是唯一追求的终极目标？儒家文化至少起了辅助作用。

    实践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往往使我们不能按科学的根据和科学方法去分析问题、不能使用科学的手段去解决企业问题。

    因为这样一种农业文化的潜移默化，故有我们的企业家总是把“学做事先学做人”“只有学会做好人后才能做好事”的推理逻辑放到企业的管理上，把做事和做人混为一谈。其实，做人和做事这就根本是两回事，我们知道，一个好人未必能做好事，一个“坏人”也未必就不能做好事？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是汉奸，应该说汉奸做人肯定是不行的，但难道我们能否定汪精卫不能做事吗？假设汪精卫不能做事，那他绝对不会被推举到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主席这样高的位置上。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还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只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按照这样的推理逻辑，所有的人都必须成为道德君子，不能成为道德君子的人将无法成事。但我们只要稍微理性一点分析，我们将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人，也不可能要求别人成为完人之后才能做事。既然没有完人为你做事，那企业又要人来做事，结果企业家们只能是不断培养人，然后又不断地“炒人”，最后结局就是没有人能与你共事，为你做事。你说这样的文化在企业里潜移默化下来，岂不是在慢性杀人？

    现代企业讲究危机意识，而温床则是危机意识的最大敌人，要想真正破除温床危害，除了在意识上具有危机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外部，把企业放到全球市场上去竞争，潮水退去，谁是裸泳者市场为你检验；在内部，在企业的管理、制度、流程和监控环节上去防范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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