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关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改革重点工作的第一位。对于国企如何改革，《意见》谈了三条：一是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二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公共支出的比重。这三条，分别涉及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的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国有企业的利润的分享问题，可谓抓住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突破点。

但是，笔者认为，在目前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认识混乱，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并不明确的情况下，更应该站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对国有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的作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进行剖析，只有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才能设置具体的路径，否则的话，即使改革的路线图再明确，如果目标混乱，最终也会南辕北辙。在以前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慢，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社会的稳定，必须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否则，大量的失业带来的社会的不安定将会导致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商业环境的出现。由于转型前国有企业一直充当着社会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在改革初期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企业的结论源于政府无法找到另一种为失业人员提供社会保障的途径的现实。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国有经济或者国有企业的定位上，历次党的文件对国有经济都有阶段性的定位和认识，从改革的基本方向看，都是在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经济从一些无关紧要的竞争性领域退出。特别是以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里程碑，正式提出了“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战略，明确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体制，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这事实上，就是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定位，代表中央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定位就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以及基础设施和资源资源等领域，而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涉足。

也就是说，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次会议和精神看，大家对国有企业未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定位是很明确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重新厘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是让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避免国有企业因为其和政府天然的特殊关系而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平等，避免平等的市场经济因为国有企业的“身份”而回到以前的等级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有保留国有企业，绝对不是为了在任何领域去和民营企业竞争，去逐利，而是弥补市场失灵，在一些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然而，2004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却颠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共识。随着强调国有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重要性的声调的提高，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步子开始放慢，注入到国有企业的经济资源则持续增加。目前，全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近40万亿，在能源、交通、电信等领域，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垄断优势。国资委的资料显示，中央企业承担着几乎全部的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其中，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火电设备占全国的75%。（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国有企业依托在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向国家这个大股东分红，因而无法被应用到急需加强的公共服务领域。这导致，一方面，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这些利润和一般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政策资源等的获得方面，又比民营企业等具有他们无法比拟的优势，成为享有超国民待遇的特殊主体，平等竞争无从谈起。

对于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四处出击，和民营企业竞争的问题，保育钧先生可谓一语中的指出，进退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即是权力配置资源还是靠市场配置资源？他还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凭借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靠权力配置资源的优势。国企近几年蓬勃发展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国企这几年之所以财务报表好看，绝非其在竞争性领域的低效率的国际定律被打破，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凭借其特殊的地位获得了别的企业无法企及的政治优势，权力优势和政策优势，公权力的支持是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赢利的主要因素。而这种依靠某种身份获得竞争优势，又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所绝对摒弃的。

就此而言，国企的定位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竞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改革大局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是否健康的问题。以前国企不赚钱很可怕，现在国企利用垄断地位赚钱更可怕。国企的存在，是对市场经济平等主体的挑战，国企的存在，也模糊了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重回政企不分的历史老路，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四处扩张，更是对民营企业生存的严重挤压。

中国搞国有企业多年的历史一再表明而且还在继续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国企改革上才确立了“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战略，确立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回到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国有企业的基本定位，回归国有企业的公共功能。立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我们必须搞清楚，在中国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究竟应当在那些行业，那些领域具有控制力。依靠这个逻辑，笔者提出一个国企改革的“路线图”：首先，要严格约束国企的投资范围和领域，要坚持对国企进行战略性调整。国企发展的多年历史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革的共识我们一定要坚持。除了必须要国家控股的个别领域之外，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应该选择从绝大多数竞争性领域退出；其次，国企必须告别“红顶商人”的特殊地位，取消任何企业的“行政级别”，企业套上行政级别，就是最大的反市场行为；第三，垄断性的行业，简单的靠加强管理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的，必须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真正进入，给民间资本机会。“民间投资36条”能否真正落实，垄断企业就是一个试金石。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嬗变，事实上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跃迁。国有企业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身份，一种特权，一种不平等，这和现代市场经济的逻辑是格格不入的。中国要真正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就必须重新让国有企业这样的特殊主体回归其本来的定位，必须严格限制国企的投资领域。因此，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彻底退出。用变现的钱来安置职工，补交社保欠账，让老百姓有一个踏实的未来。如果只是以是否赚钱来决定国企是否应该退出，则中国距离现代市场经济只会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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