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鹿为马”是人所熟知的典故。秦朝赵高为了验证自己的权威，给二世皇帝献一头鹿而称为马，看看大臣们怎样回答。结果，大臣分了三种：一种是顺应赵高的意旨，把鹿说成马；一种是既不愿意说马，也没胆量说鹿，保持沉默；一种是不看赵高脸色，坚持说鹿。这三种大臣结局如何不言而喻，史书也无详载，只是笼而统之地说赵高以违法为名，把说鹿的人都收拾了。
如果把道德谴责先放在一边，从管理学角度看，所谓“指鹿为马”，是作为秦朝高管的赵高对自己的权威心中无数，借以用来考验部下的一种方式。这种考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是否忠于自己。重温指鹿为马的故事，是要告诉高管，考验部下一定要谨慎从事。
首先，了解和考验不是一回事，但极易混淆。任何一个领导人或者高管，都要了解部下。了解部下是从事管理工作的前提、管理中的众多问题，都是由于对部下了解不够造成的。诸葛亮重用马谡失了街亭，归根到底要批评诸葛亮对马谡了解不够，而绝不是要诸葛亮拿出街亭来考验马谡。关于了解部下，法约尔说的两句话是比较全面的：一是对每个人可寄予什么期望，二是对每个人到底该给予多大信任。不少管理者试图采用考验的方式实现对下属的了解。但是，任何考验，都无法真正增进法约尔所说的这两种了解。如果认为指鹿为马可以检验部下的忠诚，更大错特错。这种考验方式，只能衡量依附程度，而不能衡量忠诚程度，更不能衡量能力和责任心。把鹿说成马，对良知未泯者来说，是恐惧压倒了诚信；对全无心肝者来说，是逢迎的大好机会。指鹿为马胜出的人，恰恰既不是忠于秦朝，也不是忠于赵高本人，而是见风使舵者。凡是用价值观的悖谬来考验部下者，肯定会承担这样的风险。对部下的了解，要靠日积月累的观察，而不是一时一事的考验。
其次，如何考验部下，要避开领导人的示意。赵高在询问大臣前，先告知秦二世这个动物是马。这是一种很蠢的明示，它等于是赤裸裸地向大臣发出了威胁。这种威胁只能产生一个效果，即检验部下对赵高手中权力的惧怕程度，同时会增加赵高对自己能量的误判。采用指鹿为马的方法，不管是谁在赵高的位置上，效果是一样的。即便大臣们表现出依附，也是对权柄的依附而不是对赵高本人的依附。一旦失去权柄，立即就会众叛亲离。所以，这种方法只有心怀鬼胎、权柄来源不正，或者有严重心理毛病的人才会采用。其隐含前提是假定部下会屈从，目的也是淘汰不屈从的部下。部下如果有不屈从者，使用这种方法则会加剧他们的离心倾向。而对屈从依附者来说，所得到的不是心悦诚服，恰恰因为他们已经在高压下失去了道德的自我约束，所以，表面的顺从背后会随时滋生出叛逆行为。在逻辑上，这种考验也会失去意义。
再次，即便不是指鹿为马这么荒诞，价值观的悖谬隐含而不外显，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决不会搞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一套。但把握不好，就会出现近似情况。例如，有的领导明明写不了旧体诗词，连平仄音韵都不清楚，却要附庸风雅，表现一下，询问部下写得如何，部下肯定会认为你需要逢迎。实际上，管理中这种暗示式的检测相当常见。即便领导人不把它当作对部下的考验，部下也会觉得头儿是借机观察自己的反应。久而久之，奉承话听得多了，领导人很有可能真觉得自己的诗词本事提高了不少。当年乾隆皇帝到处题诗，大概就是这样养成的行为习惯。大体上可以说，如果是明示要求部下屈从，会滋生叛逆；如果是暗示乞求部下赞扬，则会助长领导的虚妄。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都会程度不同地败坏组织中的道德。
有人会认为，把附庸风雅的小事同指鹿为马的大事相提并论，是否有点危言耸听？恐怕不是。因为把一首顺口溜说成好诗，同把鹿说成马逻辑上是一致的，仅仅是程度差别而已。同理，领导的“鹿”和“马”太多，即便不是鹿和马，在权力行使中也会变成鹿和马。不过，像赵高那样低水平的领导人确实不多见，真正的指鹿为马不过是千年一遇。然而，区分驾用马和骑乘马、区分梅花鹿和麋鹿，在现实中却司空见惯。所以，真正要警惕的，是具有指鹿为马的逻辑而又没有鹿和马差别那么明显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或者听到这样的事情：某次游泳，多名领导人的名次恰好同职务高低相对应；某机关钓鱼比赛，恰好官职最大的领导是冠军；甚至到卡拉OK唱歌，也是权力越大唱得越好。这里面，就有可能出现把蹇马说成千里马、把麋鹿说成梅花鹿的现象。君不见，曾经就有过领导游泳超越世界记录的报道。凡是出现这种偏差，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鹿马问题。
不过，指鹿为马也罢，附庸风雅也罢，如果没有随后的行为强化手段跟随，就不会造成危害。假如你喜欢下棋而又棋艺不高，输了棋也一笑了之，随后的行为没有权力偏向的因素伴随，那么大可放心同下属下棋，对手水平高低都没有关系。久而久之，重复行为可以让部下了解到你的心怀坦荡，你也可以知道部下棋艺的真实水平。这里面就不再是考验，而只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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