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关系同中国社会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需要同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呢。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与其去查阅儒家经典，还不如多了解一些中国社会的特征。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宗法传统，这个传统比儒家思想要早很多。所谓宗法传统即强调血亲、家族和宗族乃至于地缘和整个国家，个体往往被这样的模糊的、扩大的群体所束缚。这意味着：（1）个体如果失去依赖，将无法独立生存；（2）社会也不再发展出其他的组织形式；（3）家族功能取代社会功能，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发达；（4）同乡会、商会、帮会乃至于军事力量等以此建立；（5）经济形态与企业组织均带有家族化的特征；（6）管理模式倾向关系化而非制度化。比较西方社会，我们发现，它们的个体性和组织性更加发达。个体与组织的关系是自愿加入和契约约定。但我们这边是天然传递与关系依赖。前者重视规章制度，后者重视亲疏远近和人情与面子，由此产生的管理模式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就中国人所谓的关系含义而言，它并不是指社会或组织内部的交流、交往、沟通、互动、友谊等内容，而是指向人们彼此之间的时间延续性是否存在。比如同样是父母子女关系，西方人指向的是子女未成年时同他们的一段共同生活经历，而中国人指向永远；同样是夫妻关系，西方人指向婚约、互爱互助，但可以分手，而中国人婚姻则指向好歹过一辈子；同理，在西方人看来，朋友、战友、同学、同事、同乡等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但中国人都赋予了它们长远的指向性。更多情况下，这种时间上的长远指向性在空间上是没有选择的，因为其中有缘分的力量和人情交换在里面。换句话说，我们通常说的交流、交往和互动等构不成中国人的关系特征。在西方，友谊也可以短暂，回忆共有一段好时光也就可以了，但中国人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考验这个友谊牢不牢靠。

我想，这其中无所谓那边好那边不好，中国人会为难以解除各式各样的关系而苦恼，西方人会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而悲哀；中国人在组织内部更强调家庭式的忠诚，而西方人在组织内更强调按章办事；中国人处事更加灵活多变（当然违规、拉拢和腐败也随着发生），而西方人则更加坚持契约和原则；中国人倾向通过关系网络来获得资源，而西方人倾向通过加入社团来争取自己利益。工业化和工业组织是西方人带给人类的文明形态，随之而来的是判断工业社会的好坏标准是西方人设定的，以他们的标准看中国人，或者让接受这套标准的中国人自省，中国人毛病不少。反观工业化和西方理性化的历程，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借用孟子的话说，五十步笑百步。大家半斤八两，还是搁置争执，共同开发吧。


责编：江涛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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