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来看的话，中国的高铁、电动汽车和大飞机，有可能是以超大国家体量，以整个国家为实验场，以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能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并且形成真正意义上国际标准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当然这完全看中国的决心，以及央企能不能在这方面形成共识和合力。
第十一，未来，中国政府在国际化贸易，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能力，必须依托与中国企业，尤其央企的国际化，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必须得到政府贸易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持。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央企威胁论最终可能会形成国际上对中国央企的一个综合的遏制行为，通过掐断中国若干有形的手，最终遏制和使中国经济失去活力。
央企如何在这样一个大包围当中有效突围，恐怕是下一步国资委层面、专家学者层面、政府层面、中介结构层面，以及当事央企的领导层，央企海外公司层面，央企战略发展投资层面，共同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第十二，我们必须进一步厘清，央企大量的海外并购的失效，海外资产投资管控的无序，低效国际化背后，到底有哪些因素，政治筹码占有多少比重，人为因素、决策成分占了多少，操作成分占了多少，操作成分占了多少。在接下来的新一波的挑战下的国际化，是否应该有更新的思考的介入，更新的手段的介入。
从长线来考量，我们不应简单的认为，时间站在中国这一面，我们还具体地要通过中国在国际上的资源布局，主动地调整我们的出口数量，主动调整国内的原材料定价，理顺自然资源定价，把已经扭曲的定价调整回来，牺牲一部分出口数量，提高出口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咽下自己过于鼓励出口所造成的产能过剩的苦果。
在消化产能过剩过程当中，积极将中国的军工市场、电力市场、铁路市场、基础建设市场，大批量地向民营企业开放，进而消化这部分过剩产业转移可能对政府形成的压力，从而以内养外，以稳定的内部，形成向对外扩张的能力。
第十三，我们要思考中国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操作要进行大的调整与变化，把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的旧认识转变为外交是中国与国际关系的设计中心，而内政是为之服务的一种新认识。
中国与国际各大经济体、政治体之间的交往形态，要发生大的变化，不能简单商业利益化，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对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与我们的长期利益。
六、做好央企威胁论的持久战准备
我们预言：
第一，下一步,西方会形成很多针对性的操作、立法、潜规则的设计，势必会形成对中国的主权基金，央企的一股强大反弹力量。
第二，西方势必会在央企所生产的产品，所出口的产品，所进行的主要业务上，对中国进行多层面的施压，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非正常市场竞争行为的压制。
第三，西方一定会用各种政治力量，督促中国在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前提之下，进一步弱化中国央企的超市场行为。
第四，中国目前已经喊出来的央企整体上市等等行为，国资委最终成为若干央企的持股人，等等行为，事实上已经在呼应西方这种压力，是想一定程度上缓解彼方之压力。但从根本上来说，满足不了西方步步为营，图穷匕现，无止境的地对中国央企的，事实上是对中国经济能力、政治能力的遏制意图。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的提法和实际操作之间，到底应该形成怎样的夹角，我们的提法是不是真的应该落实成那个样子，应该拿央企怎么办。
第五，长远来看，中国的国际化，势必是以中国新价值观的形成，中国在国际上更新的角色的积极的建设为依托的。不可能简单通过企业这个局部因素国际化的成功，来拉升中国这个系统在国际上的地位。
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关系，价值观的建设，包括重新解释中国模式，重新解释中国与西方的体制差异及未来体制的走向。才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成功的前提条件。
对以上问题的持续关注，主动管理恐怕才是这一波央企威胁论的真正的消解之途、解决之道、化解之门、理顺之法以及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按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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