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今后中国的物价水平，应当是一个长期向上的趋势。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有的放矢，采取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四大因素推高物价总水平

一是美元的中、长期贬值趋势。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负债累累，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持续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且无法通过正常增收节支还清债务而达到贸易平衡与收支平衡。不仅如此，美国还需要更多资金实现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除了持续性大幅贬值美元以外别无他途。近期开始的第二轮定量宽松方案就是推动美元贬值的具体实施。由于若干年内美元国际市场商品计价单位的局面难以改变，同时中国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很高，因此，美元持续性大幅贬值将引发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相应飙升，使得中国今后面临的输入性物价上涨压力有增无减，长期存在。

二是国内劳动者报酬水平逐步提高。相对而言，目前中国劳动者（城乡两个方面）报酬水平普遍偏低。横向来看，不仅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纵向来看，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10年来，尽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幅度增长，但与经济增长水平并未同步，两者差距逐步拉大。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今后国内劳动者报酬水平将会有较快增加，与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受其影响，今后中国制造成本中的工资（福利）占比会有一个提高过程，尤其是向较发达国家水平回归，由此增添物价上涨动力。

三是其他成本费用增加。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商品制造成本中长期被低估的，不仅是劳动者工资报酬，还有许多其他成本因素，比如环保费用、安全费用、资源占有等费用，也包括未被理顺的电力、天然气、成品油等能源产品价格，所有这些，也需要向其合理水平回归。比如，我们正在酝酿开征环保税，煤炭资源税提高，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矿山安全设施建设投入增加等。上述费用的逐步“补涨”，无疑会长期抬高中国商品成本底部，最终反映到商品价格上来。

四是基础脆弱的紧平衡供求关系。这里所说的紧平衡的供求关系，主要是指成品油、矿石、棉花等重要原材料和蔬菜、食糖、大豆等食用农产品，而非指一般性加工业产品。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一起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两化”时期，尤其是中国面临超大规模基本建设和超级消费群体局面，所有原材料产品需求都十分旺盛，而且这种需求旺盛的局面不是短时期内可以结束的，将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而从基础原材料的供应方面来看，则受到了土地、矿藏、气候、各国保护政策的较多制约，一旦有意外因素出现，比如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严重自然灾害等都会导致供应趋紧，脆弱平衡关系局面被打破，推动商品价格上涨。

由此可见，一些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将会长期存在，短时期内难以消失。这也就决定了今后中国物价总水平长期向上的大趋势。预计“十二五”期间，全国物价水平将呈现整体上升趋势。有些年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有可能超过4%，达到5%左右甚至更高。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食用农产品价格涨幅成为领军产品

在整体物价水平长期向上格局中，食用农产品涨价首当其冲，将成为整体物价水平上升的领军产品，成为最重要推动力量。预计未来5年，食品价格的年度涨幅会达到或超过6%，而粮食、油料、蔬菜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年度涨幅有可能更高。

与工业制造品相比，农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程度更高一些，其价格中包含的工资成本占据了相当比重。由于国内农业劳动者报酬水平明显偏低，这就使得过去和目前中国农产品的实际劳动成本被严重“低估”，即所谓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了城乡收入失衡。“十二五”期间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同时调整收入结构，“蛋糕分配”更大比例地向农业劳动者报酬倾斜，这就使得农产品成本对于工作者报酬提高更为敏感，最终导致农产品价格更大幅度扬升。

从2010年涨价因素分析，谷物、油料、甘蔗、蔬菜、水果等食用农产品价格以及下游产品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是其主要推动力量，估计全年食用农产品价格涨幅将突破两位数字。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全国CPI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1%，拉动CPI上涨2个百分点。涨价因素占比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城乡收入结构的合理调整趋势。随着今后收入结构调整的深化，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于整体物价水平的推动效应，还会进一步显现。

食用农产品价格长期看涨，还因为国际行情的推动。今年以来，食用农产品大幅涨价已经成为全球现象。无论是期货与现货市场的玉米、小麦、稻谷，还是韩国的白菜、以色列的西红柿、巴基斯坦的面包价格，都已达到史上最高。世界银行认为，现在粮价、菜价还不是最高的，未来2年内将达到最高点，甚至有可能见到全球性粮食短缺。受其影响，中国食用农产品进口价格持续走高的局面难以改变。

国内“游资”炒作并非物价上涨主要推力

今后物价上涨的长期因素主要是需求旺盛下的成本推动，是一种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这种成本推动力量，既来自于国内劳动者报酬水平的提高，来自于环保、资源占用费用的提高，来自于能源产品价格的逐步理顺，也来自于重要原材料进口成本的提高。

相对而言，国内“游资”炒作，只是一个次要因素，或者说是最靠后的因素。“游资”作为一种逐利性资金，具有很高的市场敏锐性，从来都是顺势而为。一旦大量“游资”进入某个产品领域，将表明该产品自身具有了涨价基础。即使游资不进入，该产品也照样上涨，游资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况且，游资能够进入的主要是一些物理稳定性较好，价值较高，存储费用不高的大宗商品，如有色金属等。而一些鲜活食用农产品领域，如水果、蔬菜、鲜鱼等，鲜见“游资”炒作踪迹。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必须“药剂对症”

物价与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对于已经出现的物价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我们应当高度警惕，不能坐视不管，任其恶化。但是，必须方法正确，药剂对症。

一是不可采取过多的行政干预。针对物价，尤其是一些食品价格的过快、过猛上涨，临时采取一些行政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慎之又慎，决不能够过多使用。比如兰州拉面，不能硬性规定只能卖多少钱一碗，而不管其成本如何？其他商品也应当如此。过多行政干预办法，不尊重市场法则，不尊重成本，结果将严重损害商品的供应基础，最终破坏物价稳定的长期基础。

二是借助经济手段解决市场问题。比较而言，下阶段经济发展和控制物价水平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应当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力：首先是普遍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比如工资倍增计划，收入结构中向低收入和农业劳动者报酬方面倾斜。其次是加强对过剩流动性的引导，将汹涌“热钱”导向经济不平衡的“短板”，比如，将其环保方面、安全食品方面、新能源方面等等，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再其次是更多地使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工具，对一些流动性进行吸纳。最后，区分实体经济需求和投机需求，实施有降有升的差别贷款利率政策，真正有保有压，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是谨防热钱流入。因为对于抑制物价而言，在欧美日主要发达国家维持零利率或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的情况下，我们贸然连续多次加息，势必不断扩大已经存在的内外利差，引发引发更大规模的“热钱”进入，导致人民币外汇占款发放的进一步增多，引发更大规模的流动性过剩，引发更大规模的输入性成本压力。最后使得物价水平进一步上涨，搅起更大的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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