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1日，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独生女儿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嫁给了投资银行家马克·梅兹文斯基（Marc Mezvinsky）。婚礼是在纽约北部的一个占地50英亩的豪华庄园举行的。据报道，婚礼支出了500万美元，其中克林顿花费300万美元，美国纳税人支付了另外200万美元，因为美国特工处需要保护美国前总统和其他来访的外国权贵。1

克林顿的开销打破了名流婚礼的记录，其费用包括一个价值11000美元的婚礼蛋糕和价值25万美元的鲜花布置。人们也许奇怪，克林顿在来华盛顿之前还只是一个贫穷的阿肯色州政治家，他是如何在下台后不久就积聚了如此一大笔财富的。也有人指出，在这样的经济危机时期，数百万美国人无法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甚至挨饿，而希拉里和比尔等政治家以如此高姿态进行炫耀性挥霍，这是不合时宜的。

其实，炫耀性消费在美国的出现始于镀金时代，也就是1870年至1900年。炫耀性消费这一术语是经济学家托斯坦恩·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于1899年首创的，用以描述暴发户的行为，暴发户是19世纪晚期美国的一个新兴阶级。在那个时期，金钱被用来购买社会地位，“浴盆由固体大理石切割而成，餐厅安装了人工瀑布用以待客，花园里的树木上装饰了用十四克拉黄金做成的人工果实。”2这是早期的镀金时代，当时，强盗式资本家利用不公平的商业交易控制了各自的工业领域，并因此积累了巨额的个人财产。在20世纪早期，洛克菲勒、摩根和卡耐基等商业巨头无情地削减成本、剥削工人，“将财富积累视为高于一切。”3结果，他们招来辱骂，并被视为一支破坏性力量，“与美国创立时的理念”背道而驰。3

同样，21世纪引入了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一时期，贪婪的首席执行官和基金经理取代了过去的工业巨头。从而，强盗式资本家时期收入悬殊的美好岁月再次重现。1894年，约翰·洛克菲勒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据报道，他的收入为125万美元，是当时人均收入的7000倍。但是在2006年，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其年收入达17亿美元，是人均收入的38000倍。2006年，25位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累计收入超过140亿美元。4

虽然无法像对冲基金经理那样获得丰厚的报酬，但一些企业巨头，如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等，同样干得非常出色。韦尔奇退休时，获得了每年至少价值200万美元的额外终身福利。这些福利包括曼哈顿一套配备了食品和葡萄酒的公寓的使用权，有权使用公司的喷气式飞机，以及其他好处。这还不包括他的薪水及其退休当年得到的价值1.23亿美元的优先认股权。5

韦尔奇领到的工资总额也许会让中等熟练程度的工人感到震惊，但这在企业界并非罕见。这些年来，在美国，首席执行官的薪水由中等熟练程度工人的39倍上升至1000多倍。5

在金融服务业，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桑迪·威尔（Sandy Weill）先生是新镀金时代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当2006年他作为花旗集团董事长退休时，威尔先生的资产净值据说达到1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他已经捐赠给慈善事业的5亿美元。作为一名来自波兰移民家庭的孩子，威尔成长于布鲁克林，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这不能不让人惊奇。20世纪50年代，威尔先生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获得了一份低级的华尔街工作，首先是作为一位推销员，而后是证券经纪人。数年之后，威尔先生作为一位风险交易经营商而知名。1998年，也就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被废除的前一年，他通过兼并和收购，建立了一个举世闻名的金融帝国——花旗集团。《纽约时代》报道称，“威尔先生的梦想是在最近的镀金时代建立一个足以呼风唤雨的金融机构。”6

花旗集团是由花旗银行的前身花旗公司和旅行者集团合并而成。尽管《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并，威尔先生还是成功克服了这一监管障碍，他承诺在2至5年时间里剥离资产。花旗集团对这一计划充满信心，认为解除金融管制的立法必定会通过，从而使剥离行为毫无必要。

正如预期的一样，在强大的游说影响下，克林顿总统1999年宣布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帮了金融服务业一个大忙。在威尔先生看来，总统“这么-全球品牌网-做，部分原因就是为新成立的花旗集团提供方便，花旗的分量是不可忽视的。”6威尔先生是具有说服力的，因为他还认为，在中国或印度，美国金融资本不能没有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大玩家。威尔先生说，“美国金融机构实际上正处于促使这些国家皈依自由企业制度的支点位置，若它们无法做到，这将是一个真正的耻辱。”6

对威尔先生来说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如其所料，因为在中国，花旗集团不得不解雇两位高管，因为他们欺骗监管者和公司。进而，花旗集团涉及世界电信、安然的一系列丑闻，付出80亿美元的和解费，其声誉已受到极大的损害。在国内外，花旗还被指责犯有掠夺性放贷、利益冲突和金融操纵的行为。
花旗集团为求发展而不惜任何代价，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大损失，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政府投入200亿美元，并给予306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这才使花旗集团摆脱困境。花旗集团是幸运的，因为它属于一批知名的“太大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在美国纳税人利益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它得到了拯救。

威尔先生因其不计风险的商业行为而获得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报酬。克林顿先生则不同，他通过巡回演说，赚取了千千万万的美元，并与一位亿万富翁合作在中国进行商业投机。这并不奇怪，因为克林顿先生在企业界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信誉。12

在克林顿奢华的婚礼举办两周之后，29岁的南卡罗来纳州人夏关·杜雷（Shaquan Duley）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用安全带将他们绑在车上，并驶入了河中。她告诉警察，她失业了，处于财务困境。在与母亲争吵之后，她做了这一切。在与年轻的母亲进行了长谈后，警长宣称：“这是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年轻女子，这些困境在很多方面已经超出她的理解范围，她不知该如何改变其困境。”8

同样，美国工业中心区的许多人也处于困境，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美国前助理财长保罗·罗伯特（Paul Craig Robert）说，“当切尔西婚礼的贵宾吃着价值11000美元的蛋糕并对价值25万美元的花卉布置赞不绝口时，俄亥俄州的丽莎·罗伯茨（Lisa Roberts）正在为增加其食品储藏室的储量而苦苦奋斗，其目的在于养活3000个当地民众。他们的经济独立被投资银行、就业外包和供不起的战争费用摧毁了，他们住在货车或汽车外面，依赖于罗伯茨的食品储藏室。据俄亥俄州的《奇利科西镜报》（Chillicothe Gazette）统计，那些还有房屋的人，是每户挤14人。”1由于需求如此之多，罗伯茨的食品储藏室“为了给每个有需求的人留一些食品，不得不将每人的份量缩减一半。”1据《卫报》报道，2008年，5000万美国人没有能力“购买充足的食品并保持健康”，另有100万美国孩童正在挨饿。1

确实，2008年的大萧条极为沉重地打击了2000万失业工人，他们是新镀金时代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人。实际上，美国的收入分配方式已经恢复到之前强盗式资本家时期的美好岁月——前10%的家庭拥有85%的财富，剩下的15%财富在其余的家庭间分配。如今，80%的底层美国人只拥有7%的金融资产，而40%的底层美国人仅仅拥有这个国家1%的资产。结果，个体破产和止赎现象持续存在，并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点。根据一项调查，“自经济衰退以来，55%的美国劳动力要么失业、工资降低和工作时间缩短，要么被迫改为半日工作。”61%的美国人通常完全靠工资生活。9、13

如此多的人处于这种可怕的穷困，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大多数贫困的美国人看来都温顺地接受了他们的命运。这与强盗式资本家时期并不一样，那时，当人们对剥削者的怨恨达到足够的深度和广度时，他们会发起进步运动，通过反托拉斯立法，停止垄断性的商业行为。新政和大社会的遗产就是一个例证，其中，公共医疗补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社会保险计划削弱了贫困在新镀金时代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社会安全网。5

另有人指出，美国社会缺乏斗争性和反抗情绪是因为美国工会的衰弱，特别是自《塔夫脱－哈特莱法》颁布的60年来。拉尔夫·纳达尔(（Ralph Nadar）认为，《塔夫脱－-全球品牌网-哈特莱法》明确“阻止员工参加工会的权利，逐渐削弱工会有效代表工人利益的职能，并认可雇主发起的反工会活动。”

显然，美国工人的经济问题反映了美国的政治现实。正是通过金钱政治的程序，通过的立法都有利于富人和权贵。《财富与民主：美国富人的政治史》著者凯文·菲利普（Kevin Phillip）指出，富人和权贵“以更多的金钱再投资于政治活动，巩固和拓展这种优势，然后，他们继续收获利益”。11

悲哀的是，这就是美国的民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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