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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跳楼事件
他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睡好了。每天夜里过了11点，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接到电话，听到下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

终于，在坠楼人数不断增加、最终超过11个的时候，他放下电话，穿过海峡来到深圳。面对刚刚冲刷过的血渍，他深深鞠躬。

他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是台湾首富，一身黝黑的皮肤是海上风霜留下的痕迹；而他们则出生在80年代、90年代是中国大陆社会的底层，背井离乡，漂泊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在深圳这个大而无当的都市的灯红酒绿中，他们能留下的，只有孤单的身影。

他声称自己“一生都在逆境中”，年逾花甲依然一心拼搏，“现在前方的路如果没有逆境，我还不过瘾”；而他们却在20岁的花样年华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逆境中彷徨、迷茫，灵魂疲惫，自由、尊严和希望黯淡。

他没有耐心听完下属的解释，便将其开除，虽表示悔意，但一再如此行事。他说越爱手下，会骂得越厉害。他们只渴望一个温暖的家，渴望有人说几句贴心话，听到一两句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

他在工厂中拥有自己的语录，高管人手一册；他们，若不是因为离去，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即便是离去了，名字也依然很快被忘却。

但今天，他和他们共同出现在媒体面前。

他是台湾首富、富士康(相关专题：富士康加盟)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他们，是从今年伊始跳楼的大陆富士康员工们。

自由之争

闪光。

镁光灯。聚焦。

看着地上的血渍，望着死者家属痛苦扭曲的表情，郭台铭的心在一阵一阵抽搐。亡妻的死、胞弟的离去似乎又在眼前重现。当年，他就是痛苦者中的一位。可如今，痛苦却发生在他的王国，并且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

这位60岁、身形魁梧的硬汉弯下腰，向富士康员工、向社会、向媒体，深深地三鞠躬。

他觉得有点不适，他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向别人弯下过腰了。因为他是郭台铭，霸气、强硬的郭台铭。

霸气，是郭台铭给外界的第一感觉，这主要来源于鸿海集团的军事化管理和鸿海干部高度的执行力。郭台铭说：“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做事方式。”

重视荣誉，不是阵亡就是升官，这是许多鸿海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出来的企业文化。命令下来不容置疑，更不用谈抗辩，做不好不用讲任何理由，所谓“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理由”，早已深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郭台铭常说：“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在当了50年警察的父亲的熏陶下，服过兵役的郭台铭有着浓厚的军旅情结，富士康也被建成了一座“军营”。在富士康的厂区，每一个进入富士康的基层员工，在正式工作前都要接受军事训练，甚至包括立正稍息、走正步整队进行。早期的鸿海员工几乎都记得这样一个训示：“要把自动化、效率化的生产管理发挥到极致，控制成本到最低，才有钱可赚。”

对于高层主管，郭台铭的要求更为严格。富士康的干部会议就像军官团开会。他随时向他们提问，如果答不出来，骂人的话立刻脱口而出。这些千万富翁们，照样在会议桌前罚站。郭台铭下达的命令，即使远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相关负责人也要在8小时内做出回应；没有时差的，则必须在15分钟内答复。

他用人唯才、奖惩分明。对表现优异的员工与技术骨干，郭台铭从不吝啬地给予巨额奖金。近几年每年年末鸿海员工聚餐，郭台铭提供的奖品总值都高达数亿元新台币，头奖高达数千万元新台币。但对竞争对手，他则一律以敌人视之。

私下里，鸿海的员工管郭台铭叫“国王”。郭台铭对此有一套信誓旦旦的理由：“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管理。民主是种气氛，让大家都能沟通。但是在成长快速的企业里，领袖应该带着霸气。”

在瞬息万变的信息产业中，鸿海集团需要军事化的纪律与精准的执行力来打败竞争对手。

然而，富士康的员工们比任何企业的员工都更渴望自由。富士康内刊《鸿桥》的一篇文章提到：“虽然这些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也会因为钱而接受加班，但对加班大多有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渴望有可供支配的个人时间和收入。”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发工资的第一天最先想到的是找个去处去消费，而不是把钱寄回家。

此外，郭台铭在台湾采取军事化管理的时候，自己一直身先士卒——士兵们虽然辛苦，但是在将军的鼓励下依然有干劲。但在深圳的富士康厂区，员工们难以接触高层领导——郭台铭一直坐镇台湾的-全球品牌网-总部。今年4月加入富士康的陆姓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没见过郭台铭，好多人都不知道公司老板是谁。”台湾知情人士杨钊则表示：“管理着这些员工的，主要是中低层的管理者，素质比较差。”富士康一线员工说：“管理比较死板、粗暴，谁有关系谁能上。”

另外，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指出，台湾经济的腾飞中，中小企业起了重要作用。在台湾，富士康的员工除了赚钱，还会有一种使命感。大陆的富士康员工们完全感受不到这些。

希望与绝望

“我认为所有工作要有三个压力：时间、品质与成本。有压力，才称得上是工作，不然就是玩耍。” 郭台铭说。“人一定要学着走逆境，而且越年轻越好！因为有逆境才是你真正学习的机会、成长的机会。”

“郭台铭喜欢用不给自己留退路的人。”一名鸿海内部员工说。“真正的英雄，早就死在沙场上，而不是回来拿奖章的人。”郭台铭如是说。

郭台铭用人的一大原则，就是看他有没有卖命的决心。他认为，不给自己留退路的人通常都愿意全力以赴。但殊不知，这些人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死亡。

郭台铭认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说起话来洋洋洒洒，但做得很少。在职场上，年轻人一定要实干，到工作现场从基层做起。挑老板的时候，对你越严厉越凶的人你越要跟。“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就是使自己变得有用。大家都听说郭老板很凶而不敢靠近，现在如果有哪个年轻人敢写信来要求帮郭老板提皮包，这种年轻人才具上进的潜力。”

对于追求“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的现代年轻人，郭台铭说：“如果我的孩子面对工作是这种心态，我就打断他的腿！”但连郭台铭自己也说，有时候对年轻人的要求太苛刻。他给自己的理由是——他对自己一样苛刻。

郭台铭母亲郭初永真回忆，四个孩子里，就属郭台铭头脑最好，而且又很能吃苦，从很小的时候就带领弟弟半工半读，每年暑假都会去打工，赚取下学年的学费。

创业后，郭台铭更是珍惜每一天，过着不折不扣的工作狂的生活。郭台铭认为，他应该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人，因而他每天坚持至少工作15小时。即使晚上下飞机，他也会马上赶到公司，加班到三更半夜更是家常便饭。在他的日程表上，连上厕所的次数也做了严格的限制。

他常说，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管理二字，只有责任。你答应的事本来就要做到。或许正因为此，在富士康事件中，郭台铭虽然向全社会、富士康所有员工和死者及家属表示道歉，并再三鞠躬，但是不肯承诺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跳楼事件。

但新生代农民工没有郭台铭“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乐观。他们怀着对大城市的美好憧憬从农村来到城市，遭遇的却是冰冷冷的现实和社会规则。他们拿着低微的薪水，买不起房子、没有当地户籍，巨大的反差让他们难以适应。

在缺少亲情抚慰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这些不良情绪找不到宣泄途径，久而久之产生厌世感，出现极端情况。这些心智、情感、经验尚未长成的年轻人，会有孤苦、无助、无奈的感觉。

“所以不难理解，个别敏感脆弱的人在无法承受压抑时，会选择极端方式。”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

郭台铭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经历过没有钱吃饭、没有钱买鞋的极苦的日子，对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更加珍惜和感恩，但新一代的打工者面对的是社会巨大的贫富差异，缺乏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

放不下的那些人

抹去头上的光环，郭台铭是一个平凡人。

台湾媒体人杨钊在和《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的通话中，回忆起多次和郭台铭本人的见面，印象是“一个亲切的好人”。台湾资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范长康向《中国经济和信息化》介绍：“郭台铭是典型的‘50后’台湾人：能吃苦、负责任、勤劳节俭，顾家、爱护大团体。”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副总干事罗家怀在回复本刊的邮件中谈起对郭台铭的印象时说：“他非常好强，有企图心也有执行力。”

郭台铭和前妻的浪漫故事不输给任何一部琼瑶剧——没钱、没学历的穷小子结识了台北医学院的校花兼富家千金，随后一见倾心、穷追不舍，最终赢得美人芳心。这对恋人冲破种种阻挠，历经5年的坚持，最后，“公主和穷小伙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台湾，郭台铭的口碑甚好。有人说他很孝顺，也很爱家人。他也做关怀社会的事情——捐款31.25亿元给台大成立抗癌中心，捐款4000多万元协助改进流浪狗处理，透过自己所成立的永龄基金与辅仁大学等八所大专院校合作发起“永龄希望小学”课程计划，加强弱势、贫苦学童课业辅导……

郭台铭这次大陆之行，手上没有戒指等任何装饰物，只是左手腕上戴着一串淡绿色的透明珠链。他曾称，台湾圣严法师对他的影响甚至大于国际金融危机。郭台铭回忆说，圣严法师是一位“不锦上添花，却雪中送炭”的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总是带着弟子，不论贵贱、不论亲疏，去关怀有困难的人。

相比老板郭台铭，大陆的新一代打工一族显得更加迷茫。在大陆，结婚前有一套住房是大部分家庭对男方的要求。但房价不断上涨、工资变动，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负担。公主和穷小子的故事只能是传说。并且，大陆的新生代打工族被许多社会学专家认为是“普遍信仰缺失”。老一代农民工尚且能从遥远的故乡寻找精神上的皈依，“老天爷”、“良心”是他们的道德判断依据；而新一代农民工在年轻时就开始在城市打拼，虽然在物质上新一代农民工和城市更加相容，但精神层面却更加空虚。

《广东消费蓝皮书》2009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41.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28%的受调查者表示“说不清楚”，只有7.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归属感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没有归属的人只能在孤独中飘荡。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精神上的“人格分裂者”和现实生活中的“两栖人”。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心灵始终无处安放。

富士康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在职和离职员工都提到：没有朋友，也没有时间交朋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

富士康的一栋楼房内，灰底蓝字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简体字标牌下，用繁体字标着2～3层的楼层办公的名称。或许，这些已经逝去的富士康员工以前便常常走过这里。如今，故人已去，在熙熙攘攘的厂区内，一切仍在井然有序地进行。只是这块简繁交替的标牌，纪念着一个代工企业在扩张中的历史片段。

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愿生者自强，死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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