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与控制的繁荣之路。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Sloan管理学院副教授

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可信性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早的牺牲品之一。随着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倒闭，全世界的权威评论家一窝蜂地唱衰美国经济理念——有限政府、最小限度的监管和对信贷的自由市场分配等。在考虑以何种模式取代没落的美国模式时，有些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在中国，市场受到严格的监管，而金融机构则由国家控制。在经历了华尔街的溃败后，焦躁不安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撰文指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有吸引力了。”《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为基于孔子思想的“新干预主义”在全球的出现而高声欢呼；伊格内修斯引用理查德•尼克松间接称颂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话说：“现在我们都中国化了。”

但是，在宣布新的中国世纪的曙光到来之前，全球的领导人和高管们需要好好再想一想，中国活力的源泉到底是什么。说到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那是专家治国论的胜利，共产党依靠国家控制的企业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从各个重要方面来讲都错了。这种标准的看法认为，企业家精神、私有财产权、金融自由化和政治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基于对中国政府的调查数据和中央及地方政府文件的详细分析，我的研究结论是，财产权和私营企业是高速增长和贫困水平降低最主要的激励因素。

尽管有许多专家将中国宏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利用外国资金建设的崭新工厂与印度破败不堪的公路和微不足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进行比较，但这种观点夸大了公共开支和外国投资对中国发展的贡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前，这两种因素在中国的影响力所占比重都不大——它们的出现比80年代宽松的金融控制和最初的乡镇企业发展大潮要晚得多。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比90年代快得多，并且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益：贫困人口下降，贫富差距缩小，而且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衡量从经济发展中人均获益的指标——显著上升。从1978年到1988年，生活水平低于中国贫困线的农村人口减少了1.5亿以上。而在90年代，尽管GDP几乎都达到了两位数增长，并且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贫困人口数量却只下降了6,000万。此外，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程度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

换句话说，企业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它不仅带来了增长，而且还对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进行了广泛的分配。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既充满活力，又符合社会道德。

西方媒体总爱把像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称颂为生机勃勃的发展中心（见图表）。而中国的农村地区，即使被提到，也通常被形容为贫困的穷乡僻壤。但是，只要对经济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对中国现代化城市高楼大厦的这些令人震撼的描述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中国的农村才具有最大的经济活力，而政府的强势干预已经窒息了中心城市的企业家精神和所有权。

后一种观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事实上大部分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中国的斗争：由市场推动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与由国家主导的城市之间的斗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农村占据优势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企业式的、独立于政治的，并且是充满竞争活力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城市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朝着依赖于政治和国家集权的方向发展。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其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GDP使其成为中国的模范城市——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事实果真如此吗？采用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成就指标来衡量，上海的发展远不及温州。温州是位于上海南边数百英里以外一个浙江省的城市，这里是企业资本主义的一片乐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使温州闻名于世的仅仅是它那勤劳的农民。当时，在温州的500万居民中，城市人口还不到10%。如今，温州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其数量众多的企业主宰着欧洲的服装市场。而相比之下，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家乐园的上海，如今却很少涌现出本土企业家。

——为中国奇迹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温州的转型几乎完全是靠自由市场政策来实现的。早在1982年，当地官员就开始试行民间借贷、自由利率、存贷款机构的跨地区竞争，以及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等。温州市政府还大力保护私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并从其他诸多方面使城市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本土企业为民生福祉带来了什么变化吗？非常多。按人均GDP计，上海几乎是温州所在的浙江省的两倍（难以获得温州人均GDP的详细数据）。但是，如果衡量家庭收入——一般居民的实际的支出能力——这两个地区的繁荣程度就旗鼓相当了。2006年，一个典型上海居民的家庭收入比一个典型浙江居民的家庭收入高13%，但上海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水平（如政府福利）却几乎是浙江居民的两倍。两地居民的平均劳动收入大体相当。平均来看，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这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GDP的统计数据，但并未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如果研究一下浙江省与其北部近邻江苏省的经济状况，这种对比就会更加清晰。这两个省份可以进行近乎完美的比较。它们的地理条件差不多相同：都是沿海省份，江苏位于上海北面，而浙江位于上海南面。它们还拥有相似的企业发展历史：都对解放前上海的实业家和企业家阶层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在改革以后的若干年里，江苏省吸引了外国投资并从公共建设工程开支中受益颇多，而浙江省却不然。这种差异产生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20年前，江苏省比浙江省更为富庶，但如今却比浙江穷，在每一项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指标上都落后于浙江。平均来看，浙江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要大大高于其北方邻省的居民，他们居住的房子更大，拥有电话、计算机、彩电、相机或汽车的比例更高。浙江的婴儿死亡率更低，浙江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更长，识字率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远远低于江苏。应该如何解释浙江更胜一筹的繁荣呢？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江苏，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歧视本地企业而青睐外国资本；而浙江的官员则让本土企业家拥有自由支配权，允许他们构建更大、更富有活力的本地供应链。

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难解之处并不是其经济如何发展，而是西方专家为何对其发展历程的理解错误百出。一个原因是，这些外来旁观者误解了构成中国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元素之一——乡镇企业——的性质。一些西方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将乡镇企业称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创新意义的混合体，在政府的控制下实现了高速增长——的资本主义象征。例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就称赞乡镇企业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时最常见的问题——私人投资者的资产剥离——提供了具有独创性的解决方案1他认为，这些企业既具有公有制的形式，可以避免被掠夺，同时又能实现私营企业的高效率。

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常常认为乡镇企业归乡镇政府所有。就在2005年，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乡镇企业“与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很少有相似之处” 2。但有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国务院1984年3月1日发布的一份政策性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到了乡镇企业的名称。该文件将它们定义为“由乡镇主办的企业、由农民组成的联合企业、其他联合企业和个体企业。”“由乡镇主办的企业”一词指的是归乡镇所有并管理的集体企业。该政策文件中提到的所有其他企业均为私营企业：个人所有的企业或有多个股东的较大型企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官方对“乡镇企业”一词的使用具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它一直是既包括私营企业，也包括政府主办的企业。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他们认定该名称涉及到所有制。但中国官方却从地理含义上去理解它——位于乡镇的企业。中国农业部的记录证明，私人拥有并管理的企业实体在乡镇企业中占绝大部分。在1985年到2002年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数量于1986年达到顶峰，为173万家，而私营企业的数量却迅猛增长，从大约1050万家增加到超过2,000万家。换句话说，在改革时期，乡镇企业数量的增长完全归功于私营企业。到1990年，在改革的头10年中，此类私营企业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占到了乡镇企业雇用劳动力总数的50%，而税后利润则占到了58%。

对中国发展的真正源泉的思想混乱也搅乱了外国人对中国企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理解认知。人们常说，中国为全球竞争带来了新的企业模式，国家所有制与明智的运用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相结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源泉。计算机制造商联想公司就经常被赞颂为中国非传统商业环境中的一个杰作。

但是，联想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其早期便在香港注册并在香港募集资本的能力，而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1984年，联想公司从中国科学院获得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但其后所有重大投资的资金均来自于香港3。1988年，该公司从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技术公司获得了90万港币（11.6万美元）的投资，成立了合资公司，使联想能够将香港作为其法定的公司所在地。1993年，香港联想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上市，集资1,200万美元。联想公司是香港基于市场的金融与法律体系的成功故事，而并非中国由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的成功案例。

当中国在汲取华尔街崩溃的教训，并准备应对全球经济低迷之时，它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去接受它已经发现了比自由市场更高效的发展模式的说法。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经验其实非常传统——基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金融。中国的经验为全世界提供了非常及时的提示：旨在鼓励这些力量发展的改革的确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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