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企结合的“泰达系”，一场在政府保护下进行的“资本循环”，这种模式自有风险，并且很可能会扭曲社会资源的配置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社会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理性实用主义传统，沿着这一思维方式，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渐进式”的经济改革。但是这种改革的方向往往不是事先看到的，而是由遇到的主要问题决定的，所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因此，我们看到了“创新”，经济改革更是沿用了“利中有义，义中有利”的思想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着“真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实践”的原则，一个个奇迹的诞生赋予了“真理”无限大的外延，所以说，当“泰达赢利模式”展现出的“将公共事业产品装入上市公司、将公共绿地搬到股票市场”时，当事人可以理所当然地要为其找到一个“创新”的理由——激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将呆滞的项目做活。泰达系的掌门人刘惠文热衷于这种创新，他喜欢将这一模式归称为泰达系的“资本大循环”理论。
　　于是，当“泰达模式”还没有被市场真正检验为无效之前，我们提出的“泰达之危”很可能被认为是“隔靴搔痒”之类的书生之见，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一番“无稽之谈”在被市场运行规律所验证、泰达之危成为现实之前，能够为市场敲响警钟。

政企分开了吗？

　　我们看到，泰达股份、津滨发展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经营性财政补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两家上市公司极力以市场定价为理由来说明经营的独立性，但无论如何离开了地方政府，我们看不到更多企业自身经营的绩效，两家上市公司又能拿出什么其他的利润来证明自己已经脱离了开发区政府呢？
　　其实，这是泰达系的一个死穴，所谓“资本大循环”理论并不是什么“创新”。从泰达系内的各家企业的建立、发展方向和主业的确定、领导班子的构成、上市，到泰达控股的成立、泰达系的形成，都是在天津市和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两级政府的深度参与下推进的；另外，从人员的角度来看，泰达控股董事长刘惠文兼任泰达股份的董事长，津滨发展董事长唐建宇任泰达控股副总经理，灯塔油漆董事长张继光任泰达控股常务副总经理，由此可以看出，泰达系内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真正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是要在泰达控股的规划下确定未来的发展主业、进行资产重组。因此，泰达模式只是为政府与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作出的一种“粉饰性”解释。
　　如果要对泰达系的发展做出一个预期，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已经为此做出了评判——政企不分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政企不分的企业的经营往往是低效率的，泰达系的灯塔油漆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例证。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失去了市场化经营的能力，失去了核心竞争力，这个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今天，企业只有从政府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在一个独立的产权主体控制之下走向市场才可能有所作为。
　　这是一个制约泰达系发展的问题。

企业的利润可以来自政府吗？

　　企业的利润当然可以来自对政府的产品销售，但前提是要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泰达模式中，无论是现在的滨海大桥的经营权、开发区绿地的维护费、津滨的工业厂房开发，还是未来的滨海新区、磁悬浮，泰达系的上市公司从政府获取的经营权及利润恰恰是在一种垄断的条件下取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泰达系之外，不会有第二家企业有获得这种经营垄断权的可能，而且泰达系的企业也不可能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外的其他城市获得这种经营特权。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又可以告诉我们，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大一统式的“垄断经济”已严重地扭曲了市场价格、束缚了社会经济活力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意识，政企不分形成的垄断市场已被证明了是一种无效的市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改革是一个呼唤竞争意识的改革，是打破政府深度参与企业经营的改革。
　　而泰达模式这种规避竞争、政府向企业提供获利渠道的赢利方式，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主流的思想和当前经济改革的方向。泰达模式只是一个政府与企业千丝万缕关系的一个新潮解释，它始终解决不了政府参与企业经营的弊端，它使得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问题——面对竞争——再一次被掩盖。
　　这是一个削弱泰达系竞争力的问题。

泰达模式扭曲了
社会资源的配置

　　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产生于资源的稀缺性，任何社会或地区都面对着资源的稀缺性，从而都必须服从经济学原则。克服资源稀缺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效率的追求，这要求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的存在；面对效率的追求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事实上，竞争和效率是等价的两件事，都是市场经济的必须要素。
　　“泰达模式”没有提供一种竞争的环境，因此，我们无法得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因此，无法在市场的条件下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而当一种企业的经营方式无法实现社会化效应时，它的存在还或多或少地挤占了社会资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而且在泰达系内，因为政府性经营补贴使得上市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而获得了资本市场再融资的资格，这更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挤占。
　　这是泰达系之于社会的负面影响的问题。

不可避免的政治性经营风险

　　依我们看来，泰达系的政治性经营风险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的不确定性将增大风险系数，政府领导的更换使“泰达赢利模式”中政府履约充满变数。政策的延续性是泰达系长久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受我国政治领域内本位主义的影响，地方领导人的变更将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到 “泰达模式”中特殊政策的延续性。
　　第二，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使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市场化、法人化，那将无法保证地方财政向上市公司继续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这一风险在短期内我们虽然还无需担心，但像滨海大桥30年的补贴期和开发区绿地50年的补贴期，从长期角度来看，风险很大。
　　现在看来，泰达模式似乎是政企合作最好的模式。但诚如调研报告所言：开发区政府与泰达股份之间交易行为能够持续的前提条件，是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的延续和行政区域内投资环境的优化及经济的持续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依附、相互发展的关系。一旦有一个条件不能够兑现，将会引起政府的支付困难，从而对上市公司的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一旦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出现财政拮据，企业的补贴收入将无法按时取得，泰达系的资金链条马上就会断裂，从而造成泰达系上市公司经营困难。
　　这是泰达系不可回避的风险问题。

造系者的困惑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能够成就泰达系的公共事业产品资本化的经营思路出现，但市场经济规律的固有属性也同样可以将泰达系置于市场之外，这需要中国经济的整体市场化的配合。虽然我们还在不停地探索，但相信时日可待，而且这种市场化的潮流已成为了不可抵挡的力量，正在削弱着计划经济的力量和政府干预市场的力量。实际上，泰达系的这种逆潮流的运作方式根本性原因在于一个“造系”欲望的膨胀。
　　不断发展的中国资本市场，使得造系运动如今已蔚然成风，而在缺乏对投资价值的判断基础上，投资的盲目性让那些深谙于投机之道的造系者在资本市场内更加如鱼得水。他们的资产规模在迅速扩张，他们所涉足的行业更加广泛，他们的融资速度在加快，他们的内部组织结构更加深不可测……而更多的，他们却显现出了一种疲态，资本扩张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因此，在我们看来，目前国内众多造系运动都缺乏一种对于资本定价问题的理性思考，这包括对于资源价值、外部竞争性、金融资本运作成本的分析，以及对内部效率提升的理性预期等方面的认识。我们承认这需要一个经过真正市场化洗礼的过程，如果简简单单能够依靠系族企业某一“天赋”性的领导者的个人理性设计，就可以完全实现造系目标的话，那只能是一种哈耶克式的自负；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并不认为当前活跃在我国资本市场内的行家里手的造系运动必将走向失败，那将失去市场探索的意义与实际价值。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系族企业是如何形成的？造系意欲为何？
　　我们也想提出问题：如果造系运动由政府推动，那么，它会向着一种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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