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日本企业制度

　　关于战后日本企业制度，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它有着“法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态，企业的目标不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而是为了员工的利益，在那里实行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为核心内容的命运共同体管理方式，管理者就是从这种命运共同体内部逐级提拔上来的，其合法性不是来源于股东的信任，而是来源于员工的认可。另一方面，在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下包、系列等方式形成了长期的交易关系，在企业与银行之间，通过各自拥有的主银行形成了稳定的资金供给关系，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通过行政指导形成了“官民协调”的关系。

　　在西方观察家眼里，日本的企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体制向来是另类的，不仅不同于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且在众多的方面隐含着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尽管西方观察家的这种看法是根深蒂固的，但对日本企业制度的评价，却也并非始终如一。日本经济的往日辉煌，曾使日本的企业制度备受赞誉，但如今日本经济风光不再，这种评价随之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日本经济身陷罕见的长期萧条，使西方观察家更相信日本企业制度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一种广为影响的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竞争将导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公司治理结构趋于收敛，这里的潜台词是将收敛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好像要印证这种观点似的，在“失去的十年”中，日本进行了更加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日本企业制度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性质和意义也许现在还没有完全为人们所认识，但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感到它的不同寻常。

日本曾有过“古典企业制度”时代？

　　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回顾日本企业制度演进的历史。当19世纪末源自于西方的工业化浪潮波及到东亚时，日本率先移植了西方国家包括企业制度在内的现代经济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2年即开始移植股份公司制度，到19世纪90年代在铁路、纺织、银行等现代经济部门中成为主流的企业组织方式，其后迅速发展，到日本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之前，已经普及到几乎所有行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重工业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大型企业，其中也包括为世人所诟病，后来被美国视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经济基础的财阀。也许会让人感到意外，仅就公司治理结构这一点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企业制度，和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企业制度并无太多的共同之处，反而是一种也许更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古典企业制度”。

　　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财阀企业自不待言，在非财阀企业的董事中前10位的个人大股东占20%以上，在利润分配中股权分红比率大体在70%。从企业就业体制看，从业人员在一家企业的平均工作年限并不像战后那样长，建有工会组织的企业只有3%，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的就业量调整速度远高于战后，劳动力市场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资本市场也有相当发展，上市公司的股票时价总额占GDP的60%-80%，而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只有30%，企业资金供给的70%来源于直接金融方式，同样的比率在战后则来源于间接金融方式。

　　当然，我们更多地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了“古典企业制度”这一说法，当时日本的经济体制和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前的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很大差异，财阀的存在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此想指出的是，和一些也许是想当然的看法相反，从明治维新开始到进入战时统制经济时期之前，这一期间的日本企业制度和今天的联系已经非常淡薄了。

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与日本企业制度的变异
直接和战后日本企业制度相联系的一个重要源流，是日本政府出于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实施的企业规制。1937年日本政府设立企画院，1938年颁布“国家总动员法”，从此日本进入战时统制经济时期。为动员一切社会经济资源扩大军需产品生产，日本政府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对企业行为进行控制。

　　首先，抑制股权分红在利润分配中的比率，与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之前相比，无论是财阀企业还是非财阀企业，股权分红比率都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规定资本金在2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股权分红不得超过自有资本的8%，实际上这意味着股权分红已经无法对企业利润变化做出反应。结果是股东在企业中地位和作用下降，股票投资减少，股票价格下跌，最后只能由政府出面挺市，资本市场的功能由此衰减。

　　其次，为了激励员工战时生产的积极性，加大了奖励力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替代股东参与了利润分配，因为在支付了股东固定的分红后，如果生产效率提高，员工可以从利润中获得相应的报酬。至于工资，由政府制定了统一的初次任职工资，并统一涨工资。这样，就产生了就业长期化、工资资历化倾向。另外，为了战时生产的稳定和扩大，从员工中提拔富有生产、管理经验者充当高级经理人员，开始形成内部晋升制。在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下，原本就很少的跨行业工会组织“自行解散”了，代之而起的是受到政府鼓励的企业内“产业报国会”，这就是企业内工会的起源。

　　再次，为保证战时生产、特别是军需生产对资金的需求，由政府指定金融机构提供资金，银行替代证券市场成为军需产业部门的几乎惟一的资金提供者，到战争后期，军需产业部门融资的97%来自于指定银行。

　　我们已经不难看到，战时统制经济改变了日本企业制度演进的方向，政府替代市场成为主导力量，此时日本的企业制度已经和战后很有些相似了。

战后民主化改革与老道路上的新征程

　　在日本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时统制经济直接缔造了包括企业制度在内的战后日本经济体制，这就是著名的“1940年体制”论。但是，以下两点使战后日本企业制度的演进区别于战时统制经济时期，其一是日本实现了由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其二是日本实现了由财阀家族所有制向法人所有制的转型。换言之，由美国占领军强制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构成了战后日本企业制度演进的起点，尽管战后日本企业制度在众多方面受到了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影响。

　　与战后日本企业制度演进直接相关的民主化改革，首推解散财阀，其次是劳动立法。解散财阀的后果是，财阀家族成员被驱逐出企业，彻底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处于财阀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控股公司解体了，股票向社会公开出售。但战后初期接受财阀股票的社会能力不足，大量滞留在企业中的股票为法人所拥有。原财阀企业通过相互持股结成了著名的企业集团，其后为对抗日本“入关”后面临的外国资本并购，这种相互持股又发展成“稳定股东”，彼此承诺不出售持有的对方股份。劳动立法则使组织工会有了法律依据，本来是为了加强对企业进行军国主义控制的“产业报国会”，在民主化改革的条件下脱胎而成为企业内工会，大大增强了员工的谈判能力以及在企业中的地位，并最终推动了终身雇佣与年功序列制度的形成。资本市场不发达，几乎没有个人大股东，替代企业控制权市场的就是内部晋升机制了。同时，也使企业融资依赖于银行，形成了间接金融体制，主银行替代股东或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的长期资金供给者和监督者。

　　战后日本企业制度的确继承了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一些、甚至很多遗产，但更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制度演进，在都是政府主导(尽管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背后的实际主宰是美国占领军)的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老道路上的新征程”。
70年未有之深刻变局

　　作为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人们对日本企业制度的评价毁誉参半，因为无论是奇迹般的高速增长，还是罕见的长期萧条，都可以从日本企业制度中寻觅到相应的原因。在此，我们将不对战后日本这两个时期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与企业制度的关系进行分析，而是去关注在“失去的十年”中日本企业制度的变化及其演进方向的调整。

　　在日本企业制度正在发生的变化中，最具重要意义的莫过于股权结构的变化了。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的金融机构、法人企业在股票总额中的持有比率，在长期萧条中持续降低，比如金融机构从1990年的43.0%下降到2004年的32.7%，法人企业从30.1%下降到21.9%，相反，外国股东的持有比率却一路攀升，从4.7%上升到23.7%。在这一动向中，日本企业的相互持股比率也从18.1%下降到7.6%。

　　日本企业股权结构的这种变化，表明企业融资将更多地依靠资本市场而不像以往那样主要依靠主银行，也意味着资本市场将替代主银行成为企业的主要监督机制，外国资本的进入加剧了企业并购，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作用将极大地削弱日本企业的“内部人控制”。

　　对日本企业制度产生直接影响的，除股权结构的变化外，还有公司法变革。过去的十年，被称为“日本公司法大转换的时代”，其变革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强化股东的监督机制，二是扩大组织形式的选择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如大幅度降低股东起诉企业的诉讼费用、设置独立的外部监察职务、选择美国公司的专业委员会制、增强企业财务透明度的会计制度改革等。

　　十年来日本公司法的变革，大大加强了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发言权，并使管理者在决策失误和经营绩效欠佳的情况下比以往承担更大的个人风险，例如被股东起诉的风险已经非常现实。和以往昂贵的诉讼成本相比，现在股东代表起诉管理者的诉讼手续费仅为8200日元，从1991年到2000年有近500件股东代表提起的诉讼被受理，而从1950年到1990年40年间仅仅有20件。

　　股权结构变化和公司法变革，将日本企业重视量的扩张的传统战略，变为更关注提高资本效率，也难免会使日本企业行之已久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发生动摇，实际上日本劳动市场的流动性正在增强，能力主义正在为人们所认可。

　　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并不都以激进的方式显露出来。看起来日本的企业制度正在向“古典企业制度”复归，这难免让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一些人感到困惑，一向卓尔不群的日本企业制度，果真会收敛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吗？也许还需要我们假以时日观察，但至少在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

　　比起日本企业制度已经发生的变化，也许更重要的是它的演进方向的调整。自1937年日本实行战时统制经济，开启了现代日本企业制度演进的历史进程以来，已经整整过去70年了，其间日本企业制度曾发生三次重大变革。与前两次变革相比，在“失去的十年”中日本企业制度的变革是沿着国际化、市场化方向演进的，政府还在起作用，但民间已成为主导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此次变局或许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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