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美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行各业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公司，它们与亚当？斯密式的专业小工厂有着明显区别。钱德勒在其代表作《看得见的手》中曾经说道：“……1840年时的一个美国生意人可能会发现，他对15世纪意大利的生意环境要比对70年后的自己国家的生意环境更为熟悉。”对这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大型企业，美国国内外都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这些怪物，观测着它们的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快速增长的大型公司，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有可能会损害公众的利益和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事情也好像正在验证人们的疑虑，20世纪初，大型企业在美国国内外市场上呼风唤雨，几乎无所不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由此，为了防范托拉斯对“自由”的伤害，美国在“进步运动”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浪潮。尤其是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得到严格执行，试图给这些企业怪兽带上用自由贸易原则铸就的紧箍咒。

美国人反对托拉斯的理由十分简单直接。按照斯密的理论，经济的发展源于竞争，而大企业近乎垄断的地位，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甚至限制自由竞争。在把“自由”看得无比重要的美国人心中，垄断是十分可怕的。但是，现实的经济发展，不是按照理论公式算出来的。按理，大企业的霸主架式，必然会降低竞争程度。既然美国经济已经被大企业控制，这些大企业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美国经济应该是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的。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美国经济在世纪之交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1894年工业产量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首位，1910年前后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5%，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已经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2%.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只有变革理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经济的起飞做出了各种解释。例如，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就提出了“一国三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北部为南方和西部提供工业品，南部为北部提供棉花，西部为北部提供粮食、皮革等。三方有如一个“三足鼎”，共同支撑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针对这个问题，钱德勒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型理论。他认为，支撑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正是这些大型企业，因为这些大企业存在着速度经济以及管理协调的高效率，从而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比斯密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更高的发展速度。那么，美国现代企业诞生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它们诞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大型工业企业的内部结构又是怎样的？这些疑问，钱德勒—给出了解答。他认为，美国工业企业的诞生过程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基础设施的准备；分配与生产中的革命；现代工业企业的成型。 基础设施的准备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版图辽阔，市场巨大，资源丰富，人口增长迅速。特别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西进运动”，人口从东部城市大量向西部偏远地区迁移。这种人口的迁移，使得人口的分布很分散，不易形成集中的市场，与此同时，多数人居住在农村，城市化水平较低。这种市场状况，决定了在1840年之前，美国的商人们以一种原子状态的离散分布方式撒布在广袤的原野，犹如漫天繁星，不能聚汇为集中的经济枢纽。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密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改变这种离散分布的重要因素，是运输和通信革命。铁路和邮政，对美国企业的兴起产生了划时代的催化作用。1830年，从纽约到芝加哥需要三星期的时间，到1857年只需要两天。运输革命的开展，不仅加快了物流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经济的可预期性，企业主能够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做出相关决策，大大增加了市场的确定性。除此之外，美国铁路的修建对经济还存在间接的深远影响。邮政与铁路紧密伴随。过去，通信靠的是驿站和马车，1847年，通过铁路递送的邮路占10.8%，轮船递送占10%，近80%邮路还是驿马递送。到1857年，铁路就成了邮政的主干。1852年，2.3万英里的电报营业线，把通信革命推向新阶段。信息传递速度的提高，邮费的降低，准确性的增加，使企业主如虎添翼。

铁路管理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企业管理，它要求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协调经营，而不能进行简单的分散化处理。这对当时的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对此，美国铁路的管理者们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铁路的管理开始进入正轨，各种制度规章（包括会计统计制度、管理协调流程等等）已经完善（参见本刊2007年第3期《管理学的先驱》）。这种新型的制度，基本上被后来的大型工业企业全盘采纳，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由于铁路管理的复杂性，所有者或者家族不得不雇用领薪经理进行管理协调工作，从而产生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经理人阶层。随着经理人阶层的不断扩大，美国铁路的所有权与管理权逐渐分离，这一点对于现代美国企业乃至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极为深远。

铁路的修建需要大规模的资金，适应这种需求，纽约资本市场担负起了为修建铁路筹集资金的任务。与此同时，各种现代金融制度规范逐渐完善，为日后美国其他行业的大型企业筹集资金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金融制度基础。 分销与生产革命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运输系统的发展完善是进行分销与生产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是，前者并非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只有在现代运输系统完善的基础上，并且相关行业突破了大规模生产的技术限制，分销与生产革命才会接踵而至。另外，美国现代运输系统的完善跟分销与生产革命在时间上并不是先后关系，而是随着铁路修建几乎同步展开的过程，尤其是分销系统的建立更是如此。

由于分销领域的技术限制较少，对管理协调的要求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第一批大型企业最早产生在分销领域。他们逐渐取代了长期以来占据分销领域的批发商，通过大规模经营降低成本，进而从小企业和批发商手中夺走市场份额。但是，钱德勒认为，规模的经济性和分配的经济性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速度。这种经济性不是来自建造更大的商店，而是来自提高库存周转率。这是大型分销企业（大零售商、百货商店、连锁商店）在竞争中获胜的法宝。

为了获得速度经济性，这些行业的企业家必须建立起合适的组织体系，并招聘必要的领薪水的管理人员，来对货物进行合理的协调安排，同时也有必要建立内部的财务会计体系。

相比之下，生产领域尤其是第二次产业革命诞生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它们进行技术突破的难度比较大，需要更多的专利发明积累，所以，这些行业（机械、电气设备、化工、金属）的大规模生产在时间上要略晚于分销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生产需要进行协调的工序众多，所以，更有必要招聘管理人员进行协调。在这里，钱德勒认为，“通过能力”是衡量生产业绩的重要指标。所谓通过能力（throughput）是钱德勒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物质流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生产过程的速度和数量。对这一概念，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有明确的解释。通过能力越高，生产设备的使用率就越高，单位成本就会越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业者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很严峻的，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为了协调复杂的工艺流程，美国掀起了后来风靡全世界的“科学管理运动”，诞生了泰罗、甘特、埃默森等一大批管理的先行者，管理学由此发端。 现代工业企业的形成钱德勒认为，“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即可适当地称之为现代企业”。现代企业是在现代交通运输系统完善之后，伴随着分销和生产革命的开展而逐渐成形的。换句话说，分销与生产革命的进程也就是现代企业形成的过程，这不是两个过程，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分配领域，由于不需要过大的初期投资，企业生产扩大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自身的留存收益，所以，股权（即所有权）仍然主要集中在个人或家族手中，创业者或家族代表仍然掌握着高层管理的决定权。在这些行业中，创业者只需要招聘必要的中层管理者来协调货物在企业内部的流动即可，故现代企业产生的时间较晚。只有那些由于经营的原因遇到了财务困难的企业，才会吸收外部投资（主要是银行），客观上促使股权分散，两权逐渐分离。

在钱德勒看来，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为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这些企业的创业者必须招聘更多的管理人员，组成等级制的管理团队，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同时，这些行业都需要较大的投资，单靠企业的留存收益不足以满足这种巨大的资金需求，故金融势力对这些行业的初期发展影响较大，这使得企业的股权日益分散。然而，银行金融家对工业行业的经营既没有经验，又没有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招聘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进行总体管理协调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当一个企业的中层和高层皆为支薪的经理人员所控制的时候，现代企业的雏形就诞生了。钱德勒经过考察后认为，管理人员掌握了企业的高层决策权以后，并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负责任，相反，经理人会逐渐将管理工作当做一种终生职业，而不是一种短期行为，与企业的所有者往往单纯看重短期分红利益不同，经理人员更能够采取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即使短期内会损害股东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企业自身组织结构的完善与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的战略与职能的竞争，贯穿着企业生命的始终，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战略与职能的竞争促使企业的结构随之改变，同时，企业的结构对战略与职能的竞争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一战之前，美国企业最主要的竞争战略是横向合并与纵向一体化，市场主要面向国内，在这种战略下，几乎所有美国企业采取的是按职能分部的集权化结构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业逐渐采取海外扩张和相关多元化的战略，而按职能分部的集权化组织结构对此不适应，导致了管理的混乱，企业难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于是产生了对新的企业管理结构的需要。以杜邦、通用汽车为代表的美国大公司最早探索并发展了多部门企业结构（即管理学上常说的事业部制）。这种新的结构适应了战后的现实，进一步提升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至此，美国现代企业基本形成。

美国现代企业形成以后，与竞争对手在国内外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职能和战略上的竞争，二战后，其他国家的大型企业也逐步采取了多部门结构。随着时间的发展，多部门结构与刚刚诞生时相比，发生了一些完善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高层管理人员职能的逐步明确（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分配资源和制定计划）和研发在企业活动中地位的与日俱增。

钱德勒通过追述美国企业的产生发展历程，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壮美的历史画卷，在这幅画卷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这一个个传奇，构成了世界史上美国崛起的场景。这幅历史画卷的散序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恬淡生活，而结尾则是超大型企业的一种交响乐式的巨大轰鸣。在这一过程中，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具有耀眼的作用，他们为了降低单位成本，着眼于企业内部的协调和改进。经理人的历史功绩，就是把过去完全依赖于市场协调的功能不断内部化，转变为管理协调功能。从管理学角度看，钱德勒的研究，不会给经理指明具体的操作方向，但是，却能给经理定位出历史坐标。了解钱德勒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管理学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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