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有关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报告。比如，2001年3月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发布了中国及各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北京晚报》2001.3.7）；2002年4月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何传启又发布了中国及各地区第一次与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排序表（《南方周末》2002.4.25）。这一系列的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报告在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不少。

笔者属于否定者之列。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现代化研究离科学已经太远。如果说基因、纳米、战略等研究是真科学，而耳朵识字等特异功能是伪科学，则近些年我国有关学者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就应列入虚科学之列。所谓虚科学大体是指：研究的问题具有大而空的特征，研究的方法机械有余而辨证不足，研究的成本过高而效益极为有限，研究的结论或者貌似创新实则哗众取宠，或者不具有发现的特质而仅仅是现有观点的另一种表述。以下作具体剖析。

1.现代化内容的抽象宽泛使得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某个课题组的研究对象。比如，在当今学科林立的世界，我们不能设想有哪一个课题组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知识"、"地球"、"宇宙"、"人类"、"社会"、"发展"、"中国"等等。诸如现代化之类的问题，实际上等价于强国富民，因此，对任何一个课题组来说，它应该并只能研究现代化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层次。比如，它可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可以研究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但它不可能研究全面的或抽象的中国现代化。如果有哪一个课题组说它可以包打天下，则其研究必然是肤浅的，甚至可以说一定是违反科学要求的。依据新版《辞海》，其对现代化的解释是： 现代化 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作为过程，其首要标志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其标志为政治民主、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作为目标，它一般指已当代发达社会为参照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辞海》P3425，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显然任何以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课题组是不可能完成其任务的。也可以说，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以"发展"为课题的课题组。实际上，即使是拥有7千专业人才的世界银行，其每年都要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也不是泛泛地研究发展，而是选择发展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有一个可称之为课题的主题，比如，消除或减轻贫穷，市场化改革，反腐败，等等。

2.现代化进程是不可能计算出来的，而精确到每一年的现代化程度更是匪夷所思。也许这会成为科学研究历史上的笑料！牛文元先生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动力、质量、公平。动力者乃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质量者乃附加值高、集约化程度高、效益高；公平者乃社会公平程度、社会进步状况、贫富差异解决程度（《北京晚报》2001.3.7.17版）；何传启先生认为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个人、文化等方面，涉及文化的多样性、个人的个性化（《南方周末》2002.4.25.A4）。显然，这么多差异的东西不知牛先生、何先生是如何加总起来的？加总的权值是如何确定的？权值的确定难度是不是已经高于加总本身？政治民主与收入水平是如何相加的？每万人因特网用户与每千人医生数是如何相加的？同样的每万人因特网用户，一个平均每天上网3-5个小时，一个平均每周上网3-5个小时，他们之中有多少可比性？同样的每千人医生数，一个是三甲医院林立，高级专家众多，一个是小医院小诊所众多、高级专家极少，他们之间有多少可比性？当公平只是指机会公平的时候（效率优先），当不可能存在一个全社会认可的基尼系数值的时候，如何确定公平的程度？如何加总所谓的人际公平、代际公平、区际公平？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相加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与一个男人相加或一个女人与一个女人相加也是两个人，可是前一种条件下的两个人能同于后一种条件下的两个人吗？再就是这些现代化指标构成本身须随时间而调整（比如以前的现代化指标中没有上网率，而现在则必有。又比如过去认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现代化，现在则很不够），其变动量值的综合在纵向上还具有可比性吗？把社会科学简单地自然科学化而忽视两类科学之特质不同，这样做合适吗？也许牛文元先生的一段话已经直白了这一点。他说： “本研究”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思维、原理、方法、工具，处理社会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严格定量并动态监测的"。当现代化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作为一种克服传统之缺点的理念，作为一种非精确的学习过程与奋斗目标的时候，我们非要把它精确化，精确到某一年、精确到小数点后面1位数（所谓现代化实现程度已达到72.3%，上海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为64%、北京为76%），这是不是一种"低级错误"？国内有另一研究现代化的课题组甚至得出中国现代化综合指数为-0.1619或-16.19%，不仅精确到小数点后面2位数，且用负数表示，更是令人不解（刘瑞等，中国现代化标准探讨，《宏观经济研究》2001.6）。
笔者曾经记得，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要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这一目标时，有关部门很快行动，专门成立一个课题组，把小康也加以精确化，提出若干指标与标准，并得出结论说，1999年我国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94.6%（《中国小康之路》P4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其实，这种过于精确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是虚科学而非真科学。小康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化的提法，就是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状况，就是一个人均收入800美元的简略提法，根本就不应该让它承载过多的内容。对小康的解释不应是少数学者的专利，它是由多数老百姓决定的。小康不应该作为一个科研课题来研究，而应该作为抽样调查来认定。真正应该作为课题研究的不是小康的标准及实现程度，而是实现小康的可能性、途径。对小康的这种虚研究，也许可以归为政策的注释、领导讲话的注释。科学应研究真问题！

3."现代化程度研究"这一课题的运作过程不符合公平公正的要求，违反了游戏规则。依据何先生的介绍，《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这一项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中国科学院联合资助；课题组由全国人大两位副委员长做名誉顾问，国家科技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做顾问，这三个部门的领导都为该课题报告写了序，审核过报告。对此，笔者不解：这一课题是如何立项的？如果审批项目、资助项目的领导兼了被审批项目的顾问，这种审批、资助还能公正吗？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这样的游戏还有规则吗？拉领导做顾问是科学的学风吗？把有限的科研经费用在像现代化程度测定这样空洞的项目上，除了有新闻效应，还能有多少科学效应？退一步说，像这样的课题，不花国家的钱完全可以做出来。笔者不知牛先生、何先生拿了多少国家的资助？笔者可以骄傲地说，像目前何先生所提供的研究报告，笔者可以不花国家一分钱课题经费亦能做出！不知道何先生的经费都是如何花出去的，亦不知像这样的现代化时间表如何还要动用百名科学家？

4.把现代化分为所谓的第一次与第二次实质上是对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模仿，可惜这是形似而神不似。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第一次浪潮（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之后，现在正进入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应该说，用浪潮来描述世界发展的历史与未来是恰当的，因为世界的发展是周期性的、波浪式的。而如果把这种浪潮叫做现代化则失去了发展的本质--波动性，把现代化分成所谓的第一次、第二次，就如同把富裕分成第一次富裕、第二次富裕，是不伦不类的做法，是牵强的做法。浪潮可以是一浪一浪的，革命也可以是一次一次的，而作为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现代化却不可能是一次一次的，现代化只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如果把现代化分为两次，第一次与第二次就有本质的不同，那么对同一个地区而言，它既有第一次现代化测定，又有第二次现代化测定，此时这两个现代化测定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可以综合吗？如何综合呢？如果第一次现代化是指工业化，第二次现代化是指知识化，则不必给工业化冠名第一次现代化，给知识化冠名第二次现代化，因为这样做使本来清楚的东西变得不清楚了，可谓是画蛇添足。

5.用过多的指标（3大组8类40多个要素）描述现代化，使得现代化的公认基本标志--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因而混杂测定的结果只能是既违科学又违常识。比如，何先生得出的2000年我国各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测定中，上海是97%，北京是94%，天津是93%，辽宁是87%，江苏是84%，浙江是83%，山西是77%，山东是77%，贵州是60%，香港、台湾是100%。据统计，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1.2万元，北京1.0万元，天津0.8万元，辽宁0.5万元，江苏0.7万元，浙江0.9万元，山西0.5万元，山东0.6万元，贵州0.5万元；200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0.56万元，北京0.46万元，天津0.36万元，辽宁0.24万元，江苏0.36万元，浙江0.43万元，山西0.19万元，山东0.27万元，贵州0.14万元。可见从收入水平看，我国的地区差距如上海与贵州至少在3倍以上，而何先生的现代化实现程度上海与贵州仅有0.5倍的差距，北京与天津及江苏与浙江的现代化程度几乎相同，山西与山东的现代化程度完全等同，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太匪夷所思、太不合常识？这难道是创新？除了说明计算的机械教条（僵化）还能说明什么呢？

再比如，何先生得出的1999年我国各地区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测定（现代化指数）中，北京76，上海64，陕西37，广东36，江苏34，山西31，福建29，湖南26，香港84，台湾80；高收入国家100，中收入国家30，低收入国家21，世界平均46，中国30；30以上为欠发达，30至46是初等发达，46至80是中等发达，80以上是发达。据统计，1999年陕西居民人均消费为1884元，广东、江苏、浙江人均消费分别为4760元、3594元，3877元，山西、福建、湖南分别为1833元、4066元、2594元，显然，陕西的现代化指数高于广东、江苏、浙江，山西的高于福建、湖南，实在是谬误之至；如果广东、江苏、浙江的现代化水平不及北京的一半，则山西、甘肃、贵州至少应比广东、江苏、浙江低一半以上，但何先生的现代化指数使得山西与广东、江苏、浙江差不多，甘肃、贵州也达到广东、江苏、浙江的60%以上，显然这是社会不可接受的。广东、江浙是中国的最发达地区，其现代化水平怎能比北京低一半？如果世界平均现代化指数为46，低于46的怎么能称之为发达？究竟是因为中国现代化水平为30，进而牵强地把30至46叫之为初等发达（好听，不难听），还是先有30至46定为初等发达，进而中国对号入座称之为初等发达？30是初等发达，29是欠发达，这样的划分是不是太绝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已是世人共知，何必非要给他贴上一个初等发达的标签呢？如果46是平均值，则从逻辑上讲，46以上应为发达，46以下应为不发达，46至60应该叫初等发达，46至30应叫低度不发达，30以下应叫高度不发达，而何先生把46至30叫初等发达，真是令人莫名其妙。科学研究应是客观的，任何认为地拼凑都是有违科学要求的。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计算只能是乱算、胡算，只会成为历史笑料。

6.测定各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并进行排序是新闻炒作有余而理性思考不足。首先，有现代化就必有传统化（逆向现代化），二者是共生的。比如农业现代化内容之一是机械化，但另一方面体验经济、节能经济又要求并非机械化程度越高越好。况且，各地区的土地特征不同，有的适合机械化，有的不一定。又比如，有的地区专于自动化生产，有的地区专于手工艺品，前者追求现代化，后者追求传统化。因此，用现代化给各地打分排序是片面的。其次，把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城市与江苏、浙江、贵州这样的省份直接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不具有可比性。要比较也应该是城市与城市（如北京与南京比，苏州与青岛比）、省与省（江苏与浙江比，山西与河北比）。省与市是不可比的。同样，国家之间的比较也应注意可比性。比如，大国与小国之间，大国与城市型国家之间往往是不可比的。甚至，即使是省份之间，也往往不可比。比如，西藏属于高原，仅200多万人，江苏是平原，人口高达7千多万，两者不具有可比性。硬性对比所得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再次，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比，现代化并不是目标，至少不是最终目标，因此，比较各地区的发展，最基本的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人均收入。放弃这样一个直观易行的核心指标而搞设计一个含义不明的现代化指标进行地区比较，显然是没有科学理论做指导的空算、虚算。最后，对现代化水平进行综合打分，宣布××城市离现代化还有十年或二十年，这样的判断是不适宜的。因为，严格地讲，××城市离现代化还有十几年应该说十几年后××城市达到了十几年前的现代化水平，显然，这个实现了的现代化是一个过时的落后的现代化，因为，未来的发达国家可能已经是现代化的现代化了。
笔者曾经提出，与其讲现代化，还不如讲非农化。因为非农化含义明确，纵向与横向具有可比性，体现了不断变化的现代化之本质，去除了现代化之虚名，是不同国家不同发展路径的共同标志，是对发展含量的科学测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由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的转变，即农业化向非农业化的转变，农型比重不断降低，用于吃的生存产出比重越来越低，人的发展性产出比重越来越高。对这一问题在此就不作进一步展开分析了。

　　科学要研究真问题、实问题，拒绝假问题、伪问题、虚问题。笔者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少一些诸如现代化测定之类的虚科学，多一些研究国计民生的真科学。笔者深信；现代化研究热是一定会降温的。现代化研究这种所谓世界上最新的理论一定会是昙花一现，也许是又一场学术闹剧！让时间来检验一切！ 主题词 现代化 真科学 虚科学 伪科学 冷思考内容提要 文章对近几年出现的现代化进程测定研究热潮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这种研究不是真科学，而是虚科学；其所研究的不是真问题，而是虚问题。作者指出，现代化内容的抽象宽泛使得它不可能成为某个课题组的研究对象，对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所谓的精确研究是僵化的非辨证的做法，把现代化分为第一次与第二次是画蛇添足，忽视现代化的基本指标人均收入水平而采用过多的主次不分的指标来描述现代化是胡算、乱算，对各地区进行现代化排序是空算、虚算。文章特别指出，现代化进程研究的课题运作违反了公正公平公开的科学游戏规则，也许是又一场学术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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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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