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一个新生代的出现

　　柳传志已经成功地将挑子撂给了郭为与杨元庆，虽然在联想大厦里边仍有着柳传志经常的身影，但少帅们的两年表现已经可以让柳传志有足够的时间去打高尔夫。

　　学习改革者步鑫生之后，随着出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也随后失败的马胜利，而另一个则是功成名就的万向集团鲁冠球。随着他本人的逐渐退出，我们却看到了其身后的另一个群体：身为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之子——鲁伟鼎于2003年年7月当选为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万向集团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而鲁伟鼎则担任这个集团的总裁。

　　走进上海浦东商城路东方希望集团的临时总部办公室，一片“川音”就会迎面而来，但这里边却发现不了刘公子的身影，而在一个叫“纬度”的小公司里，作为总经理的刘相宇，看上去26岁左右，戴着黑边眼镜，人显得很清纯，丝毫看不出那种刘永行儿子那种富豪子弟的大都有的纨绔气或者是江湖气。，

　　就中国的民企原生代而言，有太多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群落，但像柳传志谋定后动、"小企业做事、大企业做人"的管理风格和稳打稳扎、心无旁骛的战略精神；鲁冠球"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不管大事小事都要慎重对待"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经营原则；刘永行"为实现远景从不间断"、"信誉至上"和"做企业就是做人"的企业理念……这一切让他们在创业接近20年后，在企业的可持续与个人的退路上终于推出了一个新的群体。　

　　除了这些接班者形成的新生代之外，作为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的一批不沾人间烟火的创业者：30岁的盛大网络的总裁陈天桥，制造创业奇迹的英雄吴鹰……

　　2003年9月，美国《财富》杂志推出其第二个“全球40个40岁以下年轻富豪榜"，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内地有6位入选，他们中资产最少的也有2亿多美元，最年长的也不过39岁：、中国最大的水产养殖公司的通威集团总裁刘汉元、网易创始人丁磊、深圳电池企业比亚迪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北京鹏润投资公司总裁黄光裕、四川民企林凤集团董事长张涌成、被誉为“上海盖茨的复星高科技公司董事长郭广昌。他们出身农民或普通工人家庭，他们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可以利用的垄断资源。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他们行为低调，涉及的领域从鱼饲料到门户网站，有的是知识经济实践者，依靠做市场调查起家；有的是互联网革命的缔造者，在纳斯达克的起起伏伏中建设自己的财富王国；有的则依靠3万元的贷款，15年资产增长到15亿元。　

　　这是一只越来越庞大的力量：22岁的李海仓儿子李兆会，28岁的刘恩谦儿子刘乃畅，38岁的乔金岭长子乔秋生，已经从父亲吴良定手中接过浙江中宝集团董事长职务的吴捷，被徐文荣优先安排为横店集团接班人的徐永安……

　　一个新的群体在2003年纷纷亮相，而在改革开放的第26年将更是风生水起。

 

新生代与民企原生代的区别

　　在南海的一次柳传志与记者的见面会上，柳传志公开表示：在1990年左右，联想的电子计算机元器件大部分是走私进来的，虽然当时政府也明确规定走私是违法的，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联想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了存活就必须降低成本，因此也只好走私。有一次被查出来，罚了300多万，但后来还这样做，直至走私彻底打干净了。“我们如果不做，当时的情况下就没法活。”联想还做过假账偷税漏税，因为当时许诺过给销售人员高额提成，如果按当时的政策要对企业付给员工高收入征收几倍的税，“当时的情况是要么违法，要么企业垮台。”

　　80年代初期并不是一个倡导“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时代，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点冒险精神，那你的企业基本上就是做不起来。

　　孙大午已经因为非法集资被判刑3年，缓刑4年，作为一种犯罪的形式，孙大午只能说：我认罪了。但“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却也被各个地方适当的解释着，号称“厦门第一村”的马塘村村支书、阴鹭集团董事长陈清渊告诉记者，在企业刚刚开始扩张的时候，我们也变相地利用了一下村民的征地用款，虽然也付给了他们相应的利息，但还是手心里捏着一把汗。

　　目前还算成功的企业尚且存在着这种不明不白的原罪问题，不可否认，那些大浪淘沙中已经离去的、或者是沉淀下来的企业的原罪问题就更是明显。

　　在阴天里，没有人会做阳光梦。

　　马克思说过，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那么，对这些已经走到今天的这些人而言，他们有没有原罪呢？

　　对于这种原罪的提法，现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帆先生表示：这个词语发源于张维迎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在2002年达成共识，并被传媒界捧成了中国的改革之星、改革风云人物，成为企业家追捧的对象。他们这样表述：中国的民营资本是一个暴富阶层，是有原罪的，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走私、或者是卖假货的行为，特别是随着刘晓庆被抓事件，就更让这些经济学家们找到了发挥的理由。

　　事实又是怎么样的呢？没有人会说“傻子瓜子”也存在着原罪问题，也没有人说丁磊存在着走私的嫌疑，对于原罪的存在也仅仅是改革开放当中的某一个过程中对某一类型的人产生的。杨帆强调，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权力资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是实证分析的结论，而不是价值判断，不是道德分析的结论。可是，这是一个明摆的事实；杨帆进一步指出，这个“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带有必然性，因为原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弊端，就是权力不受群众的民主监督制约，改革开放后一旦鼓励追求私利，中央实施分权让利，干部集团就开始瓜分人民群众在过去积累的国家和集体资产，这就开始了“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大量破产，工人失业下岗，同时原来的干部集团成员变成了资本家、董事长、总经理、大款等。这个过程也就是产生“原罪”的过程，。

　　因此，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获得原罪的。就原罪而言，这是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每一个国家都似乎天经地义的曾经存在过，甚至比较中国的这一点原罪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杨帆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不是说了吗，原始积累就是靠暴力，这个东西天经地义，都是一样，在英国、美国的18世纪、19世纪，他们贩卖黑奴怎么样了，贩卖了你又怎么样呢，弄死了你一亿人你又怎么样呢，谁让你是劣等民族呢，谁让你打不过人家呢。拉美那边还灭绝了一亿，今天的人们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掠夺黑奴的，但是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灭绝拉美的。那么，他们是用了什么办法呢？就是类似SARS的东西。当时欧洲闹传染病闹的很多，流行天花，死了十分之一的小孩，得了天花没死的就有了免疫力。欧洲那些流氓，活不下去的那些人，就跑到拉美，把得过天花的人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所以印第安人很快就灭绝了。他们用的就是传染病毒的办法；拿枪打不死那么多人，成本太高，按照我们学的科斯收益成本理论，杀一亿人至少要一亿颗子弹，打一枪还有打不着的时候，那也挺费钱的。人家不用这个，就是咱们交个朋友，我有天花，你没有，这个褥子有天花，慈善的往你身上一搁，回去全得，一传染，全死，那叫一个快。”

　　这也是积累原始资本的方法，血腥的很，但是他们今天就学会讲人权了，毕竟经过了上百年，这些一代代的新生代逐步地将这种原罪过滤掉，然后换上牧歌式的说法。从这个比较来看，用2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发展上百年的路程，中国的原生代企业家仅仅在某一个阶段存在着原罪的说法是可以比较的，但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到，今天已经出现的新生代也将逐步过滤掉这些。

　　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经常听到深圳、东莞的一些服装厂锁起铁门来干活，以防止员工你上厕所耽误时间的血腥，但与此可以相对比的是：今天的丁磊却很难把他的技术员们也锁到一个房间里边。

新生代将在原罪漂白的过程中发展

　　相比较段永基戏称的民企原生代而言的“山药蛋派“来说，在新生代的出现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意见：就企业家族内部接班人来说，由于他们普遍的存在着不了解企业的发展过程，子女没有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对一些”潜规则“基本上是门外汉，因此，他们或是成为挥霍浪费性的纨绔子弟，或是成为君子之泽、三代而斩的牺牲品，因此，家族企业是没有前途的，而家族企业的原罪也是不可能漂白的。就此，有民营企业“西部王”之称的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提出了自己的异议：经济学家与企业家看家族式管理是两个不同角度。我在搞海星之前是一个高校教师，应该说可以接受到很先进的管理理论。在1993年的时候，我在公司里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包括亲戚、同学、朋友，但是后来发现，家族式管理在中国有它的道理。”　

　　荣海表示，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就是企业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缺乏商业道德、商业规则和商业秩序，这是一个政府的社会，还不是一个企业的社会，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家族式管理变成了一个自卫措施。既然如此，在家族的传承当中，一些必要的措施也就在子女们耳喧目染当中得到熏陶。谈到这里，荣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让记者久久难以平静：还是重复以前的一句话，李海仓的儿子李兆会很可怜，为什么说他可怜呢？仅仅二十二、三岁的年龄就要在商场中看一些、做一些还不是和他这个年龄所做的事情。哪一些是不该做的呢？荣海没有细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儿童不宜”的事情也就是一些应该归结到那些“山药蛋”派起家时候的一些非常措施。这些原罪问题随着李海仓、乔金岭、刘恩谦的突然离去，而未经过任何过滤的甩到了这些孩子的面前。但无可否认的是，从荣海的叹息中，记者还是意识到，在企业的传承中，作为老一辈的创业者，他们在身退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希望把自己身上的那层沾满了原罪碎屑的“山药蛋”外皮脱了下来，从而留下一个光滑的内核。

　　因此，对于依靠接班而上台的新生代而言，那些可能的原罪的存在，他们需要的不是继承，而是漂白；他们有可能存在着因为父辈留下的原罪问题，但不再是他们愿意去发展的原罪意识，因为，能够产生原罪的条件已经在他们身上难以实现。

　　除此之外，就是另外的一个创业者新生代类的问题，如张朝阳、王志东、UT斯达康的吴鹰等等，对于这些人而言，它们有没有原罪意识呢？他们又是否存在原罪问题呢？我们发现：33岁的丁磊，其第一桶金是在1995年到1996年间依靠写程序而赚取的；拥有中国第一架私人飞机的远大空调集团总裁张跃，其第一桶金则是来自自己所发明的无压锅炉。

　　这是一个因为新经济而出现的新生代，对此，清华大学教授魏杰这样评价：与依靠倒卖批文等特殊社会资源而一步登天的第一代富豪不同，中国民企新生代才更具有创业家精神。所谓新生代民营经济，就是指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在我国成长起来的新的民营经济群体。新生代民营经济虽然也属于民营经济之列，但它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到九十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旧有的民营经济有极大的区别。老的民营经济，有的是靠某种政治背景和政府特权的支撑，甚至是靠诸如走私之类的违规违法经营，其"第一桶金"有着原罪意识。而新生代民营经济其资本积累比较清白。

　　对于这些人来说，产生原罪的条件已经不再那么完全具备，从2003年被抓、被查的一批企业家来看，对于非正当条件下获取利润的方式已经被逐步完善的法律加以拒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90年代中期之前，打个擦边球还仅仅是踩政策的红线的话，今天的擦边球就是踩法律的底线，随着法制的完善，对今天的新生代而言，企业发展的过程不是再有没有原罪的问题，而是你是否愿意去犯罪的问题，100年前，你可以贩卖黑奴牟取暴利，并受到崇敬，但在今天，你也可以贩卖，但等待的是深牢大狱。因此，有没有这个原罪意识已经不再重要，毕竟实现的条件已经逐步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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