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鲁迅先生并不希望被人牢记，他亟盼自己的文字“速朽”。因为他认为，唯其如此，他所热爱的中国才有希望。然而，关于他的作品与思想，总是以争论的方式被人惦记着；尤其是对于晚期鲁迅，被认为与早期鲁迅不一致。比如有“晚期杂文”这个概念，认为晚年的鲁迅更值得反思云云。还有人坚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鲁迅和晚期的上海鲁迅分开，认为他在晚年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

对此我虽然没有资格苟同，但是如果有人据此认为，现在有些人分什么早期思想、晚期思想成了癖，又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又是恩格斯晚期思想，反正怎么有利怎么分，我则忍不住要向他发难：邓小平思想你能分出个早期晚期吗？邓小平思想是在邓公晚年形成的，而且很快就将改革的重任交给了第三代领导集体，所以就很难做大跨度的划分。但是我以为，那可以做早期实践与晚期实践的阶段性划分，而这绝非因为我有有什么“癖”。

历史是连续性与阶段性发展的统一，邓小平思想的早期实践与晚期实践现象的存在也难以例外，甚至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两者之间并非只是量的递增，必然存在一定的质变。既然有质变，就包含否定的成分，进行自我否定也是必要的。季羡林对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处事态度就比较推崇，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作为一种理论，当然不能等同于个人意见，但是在局部的实践中，难免会受到个人认识的局限。在后一阶段继续大胆闯的同时，总要对前一阶段的闯进行一番反省，否则就是在折腾。况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要主动地求新求变。法国的福柯是一位求新求变的思想家，非常注意不断地“摆脱自我”。他从不讳言自己思想的转变：“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变”，这和折腾不是一回事。

即使一种实践需要被看作一个完整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工作内容。比如盖一栋楼房，前期需要奠基，后期是一定要封顶的，否则就有悖于前期奠基的初衷。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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