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佳话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很少有人问，假如诸葛亮对刘备的三请仍无动于衷怎么办？刘备是继续四请、五请一直请下去，还是深表遗憾另寻高人，抑或找个借口让关、张二位老弟把不识抬举的诸葛亮做了？

　　姜太公在中国历史上的名气要比刘备大得多，至今乡里人盖房子不是还要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才放心吗？他老人家执政时，也有个与孔明差不多的人物，姜大人虽不象刘备那样亲自登门，但毕竟也请了三次，谁知那家伙竟不领情，姜大人于是乎一气之下就把他灭了。姜大人的理由是“夫不臣天子，不友诸候，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而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之为君乎”？是啊，都象这样不买帐的话，这一方诸侯还怎么当？该杀！

　　宋朝人张咏因库吏偷拿一钱而杀之的故事，在传统社会是深得人们嘉许的，特别是他怒杀库吏前下的那句著名的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里我们姑且不谈由一日一钱到千日千钱的推论是否成立，是否合理，单看张咏杀吏究竟是为了国库的千日千钱还是为了库吏的不服气，不顺从！开始张咏看见库吏偷拿一钱并无杀掉他的打算，只想打上几板子警戒一下，可是该死的库吏竟敢无视张大人的威权，勃然大怒说：“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对上司如此的不恭不敬，上司的尊严何在？这不等于找死吗？张咏可以用法过度，但库吏不能不顺从，不顺从就得杀掉。对张咏怒杀库吏一事原因的推断，还可从有关张咏的另一则故事中得到佐证：

　　“咏知益州时，尝有小吏忤咏，咏械其颈。吏恚曰：‘枷即易，脱即难！’咏曰：‘脱亦何难’。即就枷斩之，吏俱悚惧。”

　　懂得顺从，学会顺从是中国农耕社会各阶层臣民的安身立命之本。顺即顺君王之旨，顺官长之命，顺长辈之意，顺强者之欲，从即唯命是从，无条件服从，叫你往东不往西，叫你打狗不吆鸡。

　　顺从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奉三纲五常为圭臬，从小的方面来讲是遵乡规民俗，守族规家教。具体则表现为：一个人从能够记事的时候起就被要求做一个不乱说乱动的乖孩子，听长辈的话，听兄长的话，敬长辈若神明，向长辈打躬作揖，给长辈磕头跪拜。《三字经》中讲的“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弟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正是这个意思。

　　处于那样的氛围，即使有一两个开明的家长不想让子女受繁文缛节之苦，也不可能，你固然可以在自己家里同情和宽容自己的孩子，但孩子终归是要走上社会的，社会并不肯特殊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守规矩，不知顺从，长大后又怎能立足？为了孩子不至于老大徒伤悲，还是趁早管教为好。更何况你虽然愿意同情宽容自己的孩子，但你的同族同宗们却未必愿意，因为这关系到门风、族风呀！

　　孩子稍大一点，望子成龙的父母便迫不及待地为他张罗文房四宝，请先生，进学堂，开始起“学而优则仕”的漫漫人生，面对双亲的热切期待和拳脚相加，他不得不早早收起一颗天真好玩的童心，一天到晚，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学堂里，学着老夫子的样子，满口子曰诗云之乎者也，头悬梁锥刺股，梦想着有一天能“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现他祖祖辈辈未曾实现的夙愿。

　　光阴茬苒，转眼间又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做长辈的出于经济的、政治的、门第的、传宗接代的种种考虑，紧锣密鼓地为他张罗起婚事。不管他愿不愿意，喜不喜欢，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不能抗拒，必须老老实实地按社会、家族、父母的意愿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婚姻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婚前，做儿子的有些不守规矩，不懂礼节的行为并不要紧，因为在长辈的心目中他终究还是个孩子；婚后，他已是一个大人，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再不能象婚前那样胡来，出门要请示，回来要问安。婚姻，不但使他在家中多了一层束缚，而且也使他在社会上平添了诸多榜梏。他开始要独立地去应对数不清的乡规民俗和猛于虎的苛政。昏聩天子的喜怒无常他要顺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他要顺从，乡里恶霸的巧取豪夺他要顺从，戕害人性的巫婆神汉他要顺从，村头田边的流言蜚语他要顺从，族中长老的装模作样他要顺从。在顺从中度日如年，在顺从中消灭自己。

　　支撑门户的男子虽因格守三纲而受气在外，但回家后尚有妻子儿女供他做出气筒，还可多少得到一点弥补，恢复一点心理平衡，算不得最难受。最难受的莫过于女子，从小在娘家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上不得台盘见不得人，饱受父兄的冷眼；好不容易等到出嫁，婆婆的横挑鼻子竖挑眼早已在那恭候多时，碰上一个通情达理的丈夫方能免受皮肉之苦。什么是小媳妇？小媳妇身份最低，微不足道如一粒微尘，小媳妇就是时刻要小心谨慎，小心翼翼，小心伺候，小声下气，小心挨训，小心挨揍，小心被休。丈夫、公婆再无理再蛮横她都得一声不吭，一味顺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最后即使熬到丈夫去世，自己做上婆婆也不一定能称心如意，仍有目不识丁，恶声恶气的儿子在那里吹胡子瞪眼，农耕社会的女子真难，难于上青天！

　　顺从的顺对处于上位的强者而言是对的，但对处于下位的弱者则不能叫做顺，而应叫做逆和屈。因为顺从了强者的贪欲，淫欲，权欲，兽欲，必然会逆拂弱者的自由意志和基本人性。

　　处于上位的强者对礼治体系的显失公允虽心知肚明，但也没有更好的两全共美的办法，因为有强者的舒心快意就有弱者的屈从压抑，不可避免。于是强者们为着缓和矛盾，减少冲突只好向弱者们大讲特讲顺从的好处，以期在弱者的灵魂深处树立起顺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将弱者可能出现的怨恨与不满消除于无形。

　　但仅管如此，弱者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还是难以止息。痛苦无奈的顺从终究要给弱者们造成两大不可磨灭的伤痕。

　　一、个性的丧失。在中国农耕社会如果你不幸是一位咄咄逼人、大刀阔斧的改革家；一位顶真碰硬、不留情面的包大人；一位敢说敢为、勇立潮头的拓荒者；一位百折不挠、事业有成的实干家；一位直言不讳、犯颜直谏的诤臣，那你一定会被公认为个性太强。不但别人讲，而且自己也要常常迫不得已地作检讨、打招呼：“对不起诸公，我这个人就是个性太强。”个性太强，在成熟的市场国家无疑是一个受到鼓励的优势，但在我们传统的农耕社会却是个人人嗤之以鼻的劣势。个性太强势必意味着有独立的思想，不肯人云亦云；不肯随大流，赶时髦；不肯以别人的耳朵、眼睛、嘴巴为自己的耳朵、眼睛、嘴巴，喜欢自己去看，去听，去思想，去主张。意味着责任感强，敢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理不认人，好汉做事好汉当。殊不知这两条恰恰是维持农耕社会统治秩序的大忌。允许你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思想，独立自主，藐视权威，目无尊长，我还怎么统治？怎么舒心快意？

　　治国平天下中不允许臣民有个性、有主张，同样，修身齐家中也不允许家长以外的成员有个性、有主张。于是便有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口号，女子无才，才不会胡思乱想，才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提这样那样的要求，才乐意做小伏低，温顺如羔羊。

　　对中国农耕社会的强者们来说，个性这玩意儿决不可助长，谁有个性就打倒谁，谁就得挨整挨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顺我者步步高，逆我者节节败。我要千方百计把那桀骜不训者身上的刺拔掉，把头上的角磨平，不把他变成一个光溜溜，圆滚滚的回头浪子誓不罢休。

　　二、人格的扭曲。一个向来强调臣民要顺从，要循规蹈矩的国家，老百姓的规矩意识偏又十分贫弱，满目皆是对规矩的戏弄，对规矩的蔑视，其中的道理何在？原来，一则规矩无理。规矩都是由强者制订，从合于强者的利益出发的。弱者顺从规矩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一旦有条件、有机会不受规矩的约束，规矩就会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

　　二则物极必反，太多的压抑，必定会带来太过的宣泄。在外面越是窝囊无用的男人，回到家中的脾气越大，架子越大；多年的小媳妇熬成婆后，会格外地注重媳妇的礼节，稍有不顺则雷霆大发；长期屈从于强者的弱者，对栽到他手中的强者会采取非夷所思的报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令人发指，会用强者的痛苦呼号来找回自己丢失已久的人性。

　　印象中曾看过一段有关老北京的饕餮们如何吃驴肉的文字介绍。大意是先用铁索将驴子捆在铁桩上，然后一边用滚烫的开水浇驴子的屁股，一边用锋利的刀子割下鲜红的驴肉，据说这样吃进口里的驴肉味道特别鲜美嫩滑。中国人烹龙炮风，生吞活剥的技术的确是无与伦比的，但人们很少想到与卓越的烹调技术一样令世人叫绝的还有我们的杀人技术、折磨人的技术，外国佬痛恨一个人，整治一个人，基本上是一刀砍了，一枪毙了，一根绳子吊了，即使是折磨，也不能跟我们老祖宗相提并论。我们老祖宗的杀人技术之精，折磨人的本领之高，堪称举世无双，不要说亲自体会单是听听就头皮发麻，不寒而粟。追根究底，这不能不说和历史上人民长期受压抑、遭屈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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