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荀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


【编者按】 批判和继承传统的思想，对於今天规范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行?，不无裨益。

在我国迈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征程中，一些企业?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导致行?失范，甚至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引起人们对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反思。“义”与“利”应作如何取舍？这一问题先秦儒家孔、孟、荀曾作过详尽的论述，批判和继承传统的思想，对於今天规范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行?，不无裨益。

一
（一）孔子的义利观

孔子的义利观是一个体系，他对於不同的物件，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於利”（《论语• 仁》）君子懂的是义礼，小人懂的是财利。懂得把义放在第一位，见利思义的是君子；只知追求物质利益的是小人，这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对於君子，他从“正己”的前提出发，认?“义以?质”（《论语•卫灵公》）、“义以?上”（《论语•阳货》），强调轻私利，重公利；轻利己，重利人。因此，在义利的价值取向上，先义後利，将义作?物质利益得失取舍的准则。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 仁》）生活富裕和地位高贵，是人人都盼望的；但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贫困和下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君子不摆脱。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认?对富贵的追求应该合乎道义的要求，不可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因?一旦仅仅以利本身?出发点，而不以义去约束利，则往往会导致不良的行?後果：“放於利而行，则多怨。”（《论语• 仁》）所以他一再强调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并且把这看作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这种价值取向与他所提倡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爱思想是统一的。

孔子并不否定对“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之。”（《论语•述而》）言不及利，摒弃正当的功利活动，以致贫贱交加，是不足取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对於一般人民，孔子认?应该先利後义，即先富之，後教之，并把“惠民”列?从政的“五美”之首，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其中包括使民以时，减轻徭役。这种价值取向是他的“爱人”和“教化”思想在义利观上的具体体现。

（二）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义利观，把义和利作?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他说：“鸡鸣而起，孳孳?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利者，踱之徒也。欲知舜与踱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泰。”（《孟子•滕文公下》）对利的取舍，要以道?准绳。如果不合於仁义之道，就是一筐饭也不可以接受别人的馈赠；如果合於仁义之道，就象舜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以?过分。

当梁惠王问他将何以“利吾国”时，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後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在他看来，如果“後义而先利”，一味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就会臣弑君，子弑父，人们之间互相争夺，国与国之间互相攻杀，导致国灭君亡。如果“先义而後利”，则人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和谐的。因此，他告诫梁惠王要以仁义治国，不可孳孳於求利。他又说：“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怀利以相接，国必亡；怀仁义以相接，可以王天下。可见，孟子屡次讲“何必曰利？”不是一般地反对言利，而是反对当政者只求私利，不顾百姓的做法，也即反对“上下交征利”。

对於一般的老百姓，孟子充分认识到使民富裕的重要性，认?“无 産而有 心者，惟士?能。若民，则无 産，因无 心。苟无 心，放辟邪侈，无不?己。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了？”（《孟子•梁惠王上》）没有固定的産业收入却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准则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於一般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産业收入，便也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准则。这样，就会胡作非?，违法乱纪，什麽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後去加以处罚，这等於陷害。有仁爱的君主是不能这样做的。进而提出“制民之産”的主张：“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贤明的君主规定民衆拥有一定的産业，保证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时，丰衣足食，遭遇灾荒也不致於冻馁死亡。在此基础上，再督促他们养成良好品行，民衆就很容易服从。并提出“制民之産”的具体措施，即分田薄税。民衆有了 産，生活安定，才能“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孟子•梁惠王上》）。

（三）荀子的义利观

荀子更加明确提出“以义制利”（《荀子•正论》）的命题。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道义和私利，是人们兼有的东西。即是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除去民衆追求私利的欲望，但是能够使他们对私利的追求敌不过他们对道义的爱好。即使是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也不能去掉民衆对道义的爱好，但是能够使他们对道义的爱好敌不过他们对私利的追求。要求君主要“隆仁”，“杀势”，“以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因?“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君主看重道义，道义就会胜过私利；君主推崇私利，私利就会胜过道义。“上好羞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荀子•大略》）君主是人民的表率，爱好义，民衆就会暗自整饬，爱好财富，民衆就会?利而死，引致天下大乱。

荀子还从礼义的起源论证了礼义的作用，说明礼义的功利基础。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麽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代的圣王厌恶那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於物资的原因而不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认识到礼义本身可以调节社会结构中不同个体的关系，可以确定度量分界，从而合理分配物质财富，消除和避免纷争，保证社会的稳定。义本质上代表了一种更?根本、更? 久的利，这样，自然就要“以义制利”，使人人向善的方向发展，以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使整个社会和每个个人都得到真正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荀子•君子》）

对於普通人民，荀子继承了孔孟的爱民、富民思想，提出“上下俱富”（《荀子•富国》）後进行教化的主张。“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後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爱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荀子•富国》）使民衆得利，富裕起来，爱护他们，就能得天下、保社稷。“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太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导之也。”（《荀子•大略》）不使民衆富裕就无法调养民衆的思想感情，不进行教育就无法整饬民衆的本性。既提出富民的措施，又提出教育引导民衆的方法。



“义”作?道德价值，它所关注的是人的行?活动在什麽性质和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道德需要。具体而言，就是在特定的行?活动中，是否作出义与不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进而自觉自愿地追求大义抛弃不义，扬善弃恶，追求和实现一定的道德价值。“利”作?物质价值，它所关注的是，人的行?活动在什麽性质和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物质需要。具体而言，就是在特定的行?活动中，是否对行?活动及其结果作出或利或害的价值判断，进而自觉自愿地趋利避害，追求和实现一定的物质价值。纵观孔、孟、荀的义利观，义与利是统一的，义中有利，利应有义。由此延伸，义与利的关系还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利”）与个别利益（“私利”）、义务与权利、道义与功利等多层次的关系。




二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在艰难摸索中以昂贵的代价得来的共识，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造成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生産力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能否生存，能否发展，取决於企业是否在竞争中取胜。企业在竞争中总要面临很多取舍，义利关系的处理是否妥当，往往关系重大。

（一） 企业内部管理的义利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於企业管理者能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带领员工去创造更多的利润。员工积极性的调动，往往又在於管理者是否获得员工的尊敬和支援，员工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对於企业管理者，应作“君子”，在义利问题上，要先义後利、重义轻利。管理者是人，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利”的追求，这是正常的。但由於企业管理者与一般员工相比，处於有利、主动的地位。他们手中握有权力。这种权力，十分有利於他们个人私利的实现。因此，对他们来说，如果强调“利”、突出“利”，其後果，必然是私欲的膨胀，利欲 心。这样的管理者，怎能带出好的员工，使企业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呢？管理者注重私利，就会损害企业的利益，失去员工的尊敬和支援。管理者只有对利节制，先义後利，重义轻利，把公利放在首位，才会有兴业的自觉性，企业才有希望。

?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就要充分肯定员工之“利”，先利後义，义利结合。物质是基础，员工的利益得到适当满足，才会对企业有感情，才能引导他们去?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社会作贡献。

（二） 企业经营中的义利问题

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都是趋利的，趋利是市场主体的行?动力，企业经营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企业在市场经营中不能单纯求利，必须义利结合，以义取利。因?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社会的一个成员。社会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只有稳定、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企业才有可能稳定、持续发展。因此，作?一个社会成员，企业求利不仅求市场主体个体之利，也应追求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社会作出贡献，这种贡献，从本质上看，和企业自身经济利益是统一的。

企业占领市场、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它的实质，是要蠃得顾客。企业的利润，只有通过顾客的购买才有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顾客是企业经营的最主要的物件。离开了顾客的购买，企业的自身经济利益就无从谈起。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有市场中的行?是自由平等的，不能强买强卖。企业要争取顾客，就要生産出符合顾客要求的産品。如果不顾道义，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最终将失去顾客，失去企业的利益。只有在“利他”的同时，自身经济利益才能实现。

企业经营成功与否，还取决於商业夥伴、金融界、新闻界、政府的理解、支援和合作。但是，这些理解、支援和合作不是企业欲取就有的，更不是企业用自身力量可以强制産生的，要靠企业有目的、主动、长期地去培植才能形成。这种培植过程是提高企业和企业産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过程，也是企业以其符合“义”的行?获得社会认可的过程。正是这个“义”，才能蠃得企业所需要的宝贵的社会理解、支援和合作，从而?企业蠃得市场、蠃得经济效益这个“利”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先有义，後有利，利在义中。

（三） 企业分配中的义利问题

企业分配，从本质上来说，是国家、企业、资本所有者、职工四方面的利益关系问题。在这些利益主体的关系中，有大利、小利之分，有利已、利他之分。从而，就必然存在义与利的关系。这四方面利益的具体处理，无不反映在义利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企业是“纳税人”，依法纳税是企业作?经济法人应尽的义务，也是企业对社会作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税收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对企业来说是“义”的应有之义。是否诚实地、及时地依法纳税，实质上反映的是企业在分配领域中的价值取向。依法纳税，国家富强了，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好了，企业的利益就更能保障。这是先义後利，利在义中。相反，如果偷税、漏税，重利轻义，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自食苦果，最终丧失利益。

企业在进行分配时，必须先从收入中扣除全部成本，以保证企业维持再生産的需要。然而，成本的扣除与资本所有者（股东）的分红数量和职工的奖金、福利必然産生矛盾。在这对矛盾中，成本（代表企业利益）和分红、奖金、福利（代表个体利益）相比较，处於“义”的地位；而股东的红利，职工的奖金、福利则处於“利”的地位。在处理这对矛盾时，必须“先义後利”，也即必须先满足生産的需要，再进行净收入的分配，决不能?了“利”而多分红利，多发奖金，少扣成本，以害“义”的手段去实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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