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悠久漫长的文明史，但是商业的地位并不高。这有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一，我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地大物博和人丰物阜使得小农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经世济民”的施政策论一般都是强调农业而抑制商业。百姓日常的交换只是生活的补充，并不以商业交换为目的。其二，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使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加强，优秀的人才不愿意进入商业行业，商业也无法成为融入社会的主流。在这种一统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商业应有的地位一直得不到确认，制约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清朝末年，由于外族的入侵，清廷也意图励精图治，发起“洋务运动”。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想的指导下，涉及到商业发展根本的社会结构的没有改变，这种“官督商办”的模式最终走向失败。



　　建国后，经社会主义改造，我国逐渐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这个时候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商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貌合神离”。彼时，政治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商业作为政治的附属而存在，既缺少坚实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独立的发展空间。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整个社会的重心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也正式承认了市场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的商业环境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和转型期的色彩。对我国现在商业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两个：①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②我国现有体制的侵蚀。



　　传统文化对商业最致命的影响就是农耕文明意识和由此产生的小富即安的思想。农耕文明是内敛、含蓄的，追求的是一种稳定安逸的生活模式，而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则崇尚海洋文明，热衷于冒险和开拓。东西方商业文化的差异，其实质就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



　　农耕文明在经营企业时候的具体表现就是家族文化、裙带关系和内部人控制。例如一些家族企业内部，创始人可以说是“一手遮天”，其决策和行事在公司内部几乎不受任何内部约束。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就是变相的家族企业，创始人史玉柱不经科学决策而“拍脑袋”决定建设珠海标志性建筑“巨人大厦”，结果遭遇现金流断裂。在惨败之后，史玉柱本可以让公司破产，那么所有的公司债务依照法律都可以免除，但是出于一种“淳朴”的心理，史玉柱承认并践行还债的原则，为的是给“父老乡亲”一个交待。史先生的道德风尚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做企业和做人毕竟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负担了太多的分外之事，企业的发展必将步履维艰。我们应该注意到：企业也是有生命的，它并不附属于企业家或者其他机构，企业有自己的生命规律和成长意愿，我们能做的就是发掘企业的潜力，促使其发展。



　　现有体制是对商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形成了议行合一的非代议制政权，政府拥有很大的权限，社会结构呈现“大政府、小国民”的特征。尽管我们不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转换政府职能，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和干预力度之大是任何西方发达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同时法制建设滞后，进一步造成商业发展空间局促，发展道路畸形。例如，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并不是直接为国民创造财富，提高社会经营效率。在股市大幅跌水的情况下，政府不断出台“利好政策”托市，并要求公众对股市有信心，而信心是自发的，无论如何是不能被要求的！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商业要有所发展，就要不断地向当权者谄媚，无形之中形成了商业贿赂和官商勾结的现象。例如，山西煤矿的官员入股现象，使得打击小煤窑不安全生产难以取得成效，扰乱煤炭市场秩序；药商和医院行政部门勾结，使得“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官商勾结破坏了政府的独立的裁判形象，降低了政府的信用，提高了社会的交易成本。而按照张五常先生的介绍：一个国家管理职能的重要部分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越低，人民越是安居乐业，这个交易成本高那么一点点，就民不聊生。如果说农耕文明对商业文化的制约是内部的，可以通过个人和企业自身的努力加以消除，那么现行体制中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对商业的侵蚀则是外部，是任何个人和企业无能为力的。而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从政和经商是应该严格区分开的。商人不能通过政治上的代言人扩大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也不可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扭曲经济关系。也正是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治理商业贿赂是今年(2006)反腐败的重点”，中央22个部委联合执法打击商业贿赂。公正、透明、健康的商业环境何时出现，我们拭目以待。



　　我国商业在传统文化和现行体制的夹缝之中生存发展，犹如戴着镣铐起舞。挣脱镣铐，秀出亮丽的舞姿，需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融入国际大社会，需要不断转换政府职能，为国民服务，需要企业不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也需要各方的时间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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