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在本质上仍然是一场商业的游戏：商业机会与机会成本之间的平衡……

（文/姜汝祥 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发展是集体记忆的产物

本世纪初，安然、世通、安达信这样的巨人倒下，对美国民众的打击是难以形容的。然而，在今天看，倒下几个公司又如何呢？有时候，伤害我们最深的并不是伤害本身，而是我们对伤害的反应。

所以，美国民众很快就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几个大公司变坏，而是自己认为大公司不会变坏。既然如此，重新对大公司竖起“我不相信”的大旗，就成了“9·11”之后美国商业界的主流。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哪怕是GE这样的公司，公众也投了不信任票。结果是GE这样的优秀公司，韦尔奇这样一流CEO也的确存在问题，比如韦尔奇退休之后，仍旧在很多花费上继续花着GE的公款——GE为韦尔奇报销4处住宅里的电器、汽车、卫星电视费用；一些体育赛事等娱乐活动的昂贵门票费用也在报销之列；韦尔奇还享受着位于曼哈顿GE豪华公寓的使用权和相关秘书服务；甚至连日常食品、酒水、订阅报刊杂志等费用韦尔奇也不用自己掏腰包，这可是在花股东的钱呀！

接下来，在老朋友巴菲特的建议和开导下，韦尔奇向董事会提出了修改退休福利申请，要求取消或降低额外的优厚福利。与此同时，GE对高管的监控做了大量改进。

到了2004年底，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世界级公司，都在发布监督企业管理层行为的《企业公民报告》或者《社会责任报告》。为什么？这些公司是希望通过这类报告，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公司的发展只是良好经营环境的产物，如果公司不自觉参与建立与维护这样一个环境，想浑水摸鱼，那么结果是双输。

这就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进步逻辑：声誉与利益是相关的，而声誉是由公共社会提供的产品，所以一个公司犯错，如果能够在整个公司群形成“集体记忆”，从而导致民众与公司两个利益群体都在反省，并建立制度性的变革与文化变革，这是一种多好的企业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

在GE2006年的《企业公民年报》中，开篇就明确了“企业公民”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会，与此同时，管理这种变化需要我们有责任感！

打击坏公司并非目的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公司的企业公民评选中，实际上非常本土化与“社会化”：企业公民被当成对“坏企业”反动的一种工具。比如好的企业公民行为被界定为4个方面的指标——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等。

这在基点上是有点问题的，有点类似于王石所谈的结果与战略目标的关系。比如万科2014年的财务指标是1000亿元，但这是结果，不是万科的战略目标。万科的战略目标是有质量的增长，当公司追求有质量的增长，而不是追求单纯的数量增长，这时候的1000亿元就有价值了。所以财务指标可以很高，但落脚点却在机制上，这样就对了。

这也是市场经济伟大之所在。

市场经济机制建立在经济人的基础上，但却并不把发大财当成目标，市场经济把个人产权的建立与自由竞争、公平交易当成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的原因。并不是西方发财的欲望比我们强烈，而是不同机制使然——中国人喜欢用政治或情感的方式谋取利益，而西方人喜欢用公开的制约与平衡机制谋取利益。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企业公民的基点仍然是要站在“经济人属性”上，这正如GE高级副总裁本·海涅曼强调的那样：

“公司利润经常是批评家以及大众媒体指责的对象。但是，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根据我的判断，作为良好企业公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近期、中期和长期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实体，因为这样公司就可以为许多人创造重要利益。”

而这一点，是中国大部分媒介与公司都忌讳的，因为他们不想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害怕承认这一点会影响企业公民的“伟大形象”：当企业主动追求社会利益，追求社会价值的时候，这种行为与做广告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只是追求的回报更加宽泛而已。事实上，有不少公司的商业广告，我看就完全符合企业公民的标准。

企业对利益的追求，与对法制约束、对诚信与道德的追求，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这就像当年西方的贵族与皇帝之间在权力上的争斗，会从宗教与文化复兴上体现出来一样，这一切只不过再次重复了一个古老而简单的逻辑：社会的进步是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当我们强化企业的主导地位，强化企业深入到法制与道德等各个层面，我们这个社会也就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支撑，这本身就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

出发点是利益，实现方式是价值观与约束，社会进步是通过利益推动的。这就是我理解的企业公民的真正要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公民运动的中国化是一场对中国企业家的救赎，因为在这里并不需要你为了掩盖“原罪”而赎罪，在企业公民的意义上，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当是谁：公司经济使命中最重要的意志，就在于要求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坚定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就是以追求利益为载体，传递市场经济的法制思想与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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