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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四库全书》的编纂，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出，第二年二月正式建立四库全书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正式修成，历时九年。此后，又陆续缮写三部，即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源阁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以注意的是，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参见后所举数例）。
　另可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贮藏地），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复查的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晓岚（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
　除北方四阁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全书，分别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应当说，这七部书，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藏于圆明园的文源阁本，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文源阁本也即全部毁灭。太平天国战事起，扬州文汇阁本、镇江文宗阁本全部焚烧，杭州文澜阁本也烧、散大半。其他如文溯阁本、文渊阁本则有几次搬迁，唯独文津阁本自1914年迁至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80年代移至北京图书馆新馆，长时期未经移动。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视，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时尚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
　也正因如此，20世纪前期，文津阁本就受到学者的重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陈垣先生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这可以说是提议影印文津阁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核对从集部开始，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共15册，二百余万字。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788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后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一文：《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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