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国家发改委东北司已经界定并向国务院上报了三批共 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对于资源枯竭、转型压力较大、面临问题较为严重的一批城市，国家将它们列入扶持名单，给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据统计，自 2007年以来，国家已经累计下拨资金 463亿元。尤其是最近两年，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2012年资源枯竭城市财政转移支付 160亿元，今年这一规模扩大到 168亿元，其中东北三省转移支付 52.07亿元，所占比重将近1/3。

　　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原副司长彭会军表示，在规划指导方面，2013年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编制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已经上报国务院待批，研究在资源富集地区开展可持续发展试点。在制度建设方面，建立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立法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另外资源枯竭城市所在的 23个省（区、市）相继建立了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江苏、湖北、山东、广西等 13个省（区、市）出台了支持本地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辽宁、内蒙古、江西、重庆等 8个省（区、市）安排了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或专项扶持资金。

　　而 2013年中央对地方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168亿元中，从支持项目来看，主要分布于这些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层面。另外，为了帮助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枯竭魔咒，2013年 8月 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2年西部大开发工作进展情况和 2013年工作安排》。这个规定表示要在 2013年，要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进一步细化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加强对西部地区发展形势的预判、政策措施预研和重大项目储备”。由于中国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众多，所以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定向支持工作无疑将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发展环境和增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也是继《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之后，资源枯竭型城市再遇政策东风。

　　产业转型，生死攸关

　　中国的资源型城市，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转型压力。

　　中国资源型城市往往工业独大，第三产业比重严重不足，产业结构不协调，这也是造成城市经济增长动力单一、公共服务能力低下、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资源城市的产业在初期通常只为矿产开采业，随着矿山建设的发展，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高能耗产业才能得到一定发展，所以产业的高级化进程非常缓慢。加上资源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弹性小，占用资金多，从业人员多，产业退出的壁垒高，后期治理费用高，使得这个转型过程十分困难。

　　还有一些城市，由于资源开发导致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迅速超过了其他产业发展的速度，使得资源型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资源型城市的特征也逐步凸显，城市性质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源城市。这类城市，如山西大同，新疆库尔勒，安徽铜陵，本来拥有良好的发展条件，但是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寻找新的城市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国家发改委《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课题组统计，中国资源型城市涉及职工 1000余万人，其中失业人数占职工比重 7.2%，较全国城市平均水平高2.3%。可以说，这些城市正共同面临着涉及“生死”的产业转型问题。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世界难题，也是中国许多依矿而建老工业城市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表示，结构性转型不能重复现有产业，应尝试发展与资源产业非关联的产业领域。要着眼于提高地区的长远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按照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形成新的产业竞争力。比如在推进资源有序开发和高效利用同时，一些资源富集城市和地区未雨绸缪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延伸资源的产业链，不断获取新的生长点和支撑点。

　　而综合很多专家的意见，“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生态经济，培育新兴产业，强化资源精深加工为龙头，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等 ”，无疑都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点。

　　但值得深思的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很多资源型城市在丧失了原有的资源开采主业后，却没有发展起来有实质意义上的支柱产业。很多地方政府在无其他更好选择时，往往将房地产业作为救命稻草，而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也就几乎成为城镇化进程中资源型城市普遍采取的发展模式。

　　就在这几年，众多资源型城市的造城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却凭借公权力强行征地拆迁，以此获得财源。业内专家痛心地表示，此种行径，不仅加剧了地方房地产的泡沫化，过度透支居民消费能力，而且也会产生城市依靠“征地卖地价格差”来维持发展的粗放式土地经营模式，引致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失。从依赖矿产资源到依赖土地资源，中国更多的城市轮番上演着“土地资源型”城市的疯狂。而这种疯 狂的背后，是地方城市债务的快速累积，债务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表示，目前中国中央债务规模在 7.7万亿元左右，地方债在 10.7万亿元，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 15~18万亿元之间。按照美国城市的破产逻辑，也许一些城市早就“破产”了。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一定要吸取底特律的教训。当政府意识到自己的“破产危机 ”，才可能从根本上促进城市产业的转型。纵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的政府也应从良知和经济安全的层面避免“寅吃卯粮”短见的发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的深刻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应该说，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的存在，还与目前的全能政府体制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政府，必然抑制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和经济的活力。所以，中国的全能政府体制也正向着有限政府的方向迈进。而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的努力，也要紧跟这一方向，不仅要在发展优势产业的基础上不断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各个产业的多元化发展，还要在体制上透过转型压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众多企业和个人以发展的活力和空间。企业的活力被刺激出来后，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和一些特色的支柱产业才可能迸发出来。

　　在新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其实也有更多的转型之路可以选择。资源型城市可以通过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获得低碳发展的途径；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概念经济等的发展，也给资源型城市提供了众多的发展模式来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并突破产业发展的瓶颈；另外，遵循社会需求规律，发展文化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也可以实现经济的整体推进。

　　不过，传统资源型城市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转型升级，毕竟不会一蹴而就。对于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本刊将会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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