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也根本不可能赢得胜利，更不可能有现在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可以说，中国革命本身正是以义取利的典范，这里的利是胜利之利。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义与利的矛盾长期困扰着广大民众和思想界的往圣先贤，孔子那句穿越时空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孟子的“舍生取义”尽管勾画了中国历代先哲们傲立世俗的伟岸孤影，但在世俗社会中，义的精神却一直没有赢得市场，以至于人类不得不听任唯利是图的思想意识长期支配起市民社会，而更有甚者，西方经济学甚至将其更名为“经济人假设”并将其奉为圭臬。

但如今，时代已经不同。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经纬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义与利的矛盾斗争又取得了新的形式，那就是二者之间出现了第三者，即名，也就是被企业界和营销界津津乐道的品牌价值，而名则可以反过来约束利。这样，在名的帮助下，义终于可以俘虏利了——有义才有好名声，好名声才会产生大利益；而不义则会产生坏名声，坏名声则会剥夺利，这便是以义取利的内在逻辑。

名之所以能够产生利，是因为名是一种更大的利，它是由人的思想、智慧、精神和美德所创造的，是脑力劳动和精神生产为自己创造的无形资产，名能生利恰恰是精神变物质的具体形式，其内在的逻辑则是精神先赚来人心，而人心再变成市场，也就是说，只有用精神赚来消费者的脑袋，才能进而赚到消费者的口袋。

这样，在以义取利的思想引导下，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唱红打黑的新思路，那就是将唱红打黑、扬红抑黑、奖红罚黑的思维从行政管理延伸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媒体的传播力量，让企业的品牌和人们的心中都洋溢闪耀起绚丽的红色，那是正义之花和社会责任之花的普遍绽放。要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也都是报道的报。

诸如污染环境、欺骗消费者、漠视社会责任的企业就是唯利是图的黑企，就让媒体给他们以恶名，迫使他们改恶从善，心怀起正义和良知去管理经营；那些见义勇为、见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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