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这场危机当中，首当其冲的是金融业，金融业既是危机的源头即制造者，也是自食其果的受害者。危机袭来之后，关于银行家的贪婪和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的话题又成为热门。
在这个无所不被视为商品，无所不被市场化的时代，商业银行也是企业，银行家们当然也是企业家。银行作为企业、银行家作为企业家，讨论银行家的社会责任，显然是在默认企业家具有社会责任这种立论的成立。然而，市场上并没有“责任”这种东西，企业的所谓社会责任，充其量可以解释为企业作为“法人”对遵纪守法的义务。

但是，不认同企业具有什么社会责任，这种观点同样被广泛地“不认同”。很多人还是寄希望与企业家对他们肩负什么责任，把自己的未来寄希望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上面。不过，虽然说道德的力量在这场危机中显示了出来——那些按照合法合同条款领取薪酬的高管们最终被迫把吃进去的又吐了出来，那些经理人纷纷被调低了年薪——但是，胜利绝对是暂时的，最终还是会失望的。
近些年来，关于社会制度的设计问题也非常时髦，200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到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名下。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希望社会运转依靠一个机制合理的制度，而不是拍脑袋的人治和寄希望于普遍的道德水平的高尚。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制度设计的理念是基于人性“X理论”的，即人性本恶、人性自私的理论的。的确如此，人性是自私的，这是动物时代就有的本能，制度设计专家们在总结无穷多历史案例之后，不得不把制度设计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上。

有一个关于制度设计的经典的、众所周知的案例是这样的：兄弟两个分苹果，如何做到公平分配？制度设计专家们没有寄希望与兄弟之情份这种道德的东西，也没有让父亲来决定如何分配，而是设计了这样一个分配机制，即让兄弟两人之一拿刀把苹果切成两半，然后让另一个首先选取其中一半，留下一半给切苹果的人。

之所以认为这样的分苹果机制非常公平合理，就是首先舍弃了人治和道德作用，或者说认可了人性自私的观点，至少是认同了“自愿即公平”，就像《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所说的，“‘追求社会公平’，是对交换的自愿性和自由性而言的”（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5）。

由此例我们不难看出，“机制设计”从一开始就不认同道德是一种可靠的东西。如若考虑“道德”因素，兄弟二人分苹果的事情就有的说了——或许兄弟之一道德高尚，连切苹果都省略了，直接把苹果给另一个独吞就是了；或许一方让另一方切割并且先拿，想吃多少就切走多少；或者象征性地随便分切一下，放任让另一个人先拿大的；或许先拿的人道德高尚，孔融让梨地故意拿走小块的把大块留下给对方；或者……

在需要告诉人们经济学家研究机制设计有多么多么重要的时候，“兄弟二人分苹果”的经典就会被拿出来示众，用于启蒙人们重视制度的构造。在制度设计家们看来，这个社会出问题，原因在于没有设计出一套可靠的机制。但是，当因为内在机制有问题的市场经济因之而演变出危机的时候，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上，我们似乎感觉到其中欠缺了制度设计专家们的声音，制度设计专家们似乎与普通民众一样，又一次掩耳盗铃自我安慰地把希望重新投放在企业家的良心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上面。

市场的基础是私有制，这一点早年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充分论证了。市场的参与者是私有者，市场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让各取所需的私有者的私欲得到满足……一句话，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一套关于“私”的机制。我们为何会在这套基于“私”服务于“私”的东西出了问题的时候，却把目光转向“良心”、“社会责任”这种和“私”有着泾渭分明的东西上来？研究机制设计的经济学家们为何不研究一套可以防止危机发生的市场机制？
机制设计，无论是最优设计还是效率设计（其实质没有什么区别），最终都会归于虚无和失败。2007年三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都是机制设计的专家，而且都是美国公民，但是，拥有世界一流机制设计专家群体的美国还是变成了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地。
这样说的原因，并不是把机制设计经济学家获奖与经济危机两件事情简单地撮合在一起，而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价值的主观可变性”这个东西。

无论是“最优”还是“效率”，其实都是“好和坏”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价值判断”问题。基于价值判断因人而异的主观性和随时而变的存量特性，要想建立一套长治久安的“好的”机制从价值理论上来看是不可能的。“好和坏”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关于“好和坏”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大众的，只可能由“投票箱”来决定，而不可能由所谓的“机制设计家”闭门造车。机制设计理论的确立，意味着存在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尺度以及我们可以造就出一批价值裁判来，这本身就是荒谬的。

机制设计专家关于弟兄二人分苹果的机制设计，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地把价值客观化的例子，试图用物理事实的平等（两块苹果大小重量相等）取代价值判断意义上的平等。而在人们的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念里，平等没有客观物理标准，哥哥与弟弟吃一样多的苹果有人认为是哥哥不对，有人认为是弟弟不该。

当然，机制设计专家们可以把“机制的进化”问题考虑在其中，以适应人们价值观念的渐变性，即不断根据“最优”与“效率”的标准变化而改变机制运行的目标，但是，这种“自进化”的制度本身其实和现有的制度运行机制优劣难分伯仲，除了为已有制度的变更多找一种理论借口之外，并不能解决多少实际的问题。

“好和坏”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总是“要不要”，而不是落脚于“能不能”。如果从事机制设计的经济学家们不能充分认识到“最优”“效率”这些东西的价值属性，最终只能是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盲目奔跑。在中国，已经有不少研究制度经济学、企业组织理论等的经济学人师承机制设计大师，尝试着将机制设计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实际问题当中，如怎样通过机制设计让企业运转提高效率、如果通过机制设计解决国企的行业垄断等等。

在这个推崇自由、私有以及功用主义的社会里，任何一个理论，如果不能够被运用，就是一纸空文，如果被运用，有“市场”，则一定是可以为运用者带来利益的，即有用的，有价值的。如果机制设计理论具有实用性，每一个私有单位都运用机制设计理论来设计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判断的、对自己最优最有效率的一套“微观机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大堆“微观机制”最后能够相互运转顺畅吗？被推崇备至的自由市场经济最终以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形式示众，已经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机制设计最大的课题恐怕应是“设计出让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和平共处的机制”。

运用机制设计的思想考虑宏观问题如何？宏观经济其实就是政治。千万不要误解本人在反对“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其实是经济学得以起步的基础。把机制设计当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实是搞错了理论的体系层次。经济学一定是在制度选择确定之下才能够展开的，而不是相反——先研究经济学再掉过头来去考虑机制设计。

在“政治学“当中也有一个“制度设计”的课程，那应该是政治学的专业课目，也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总体格局的根本，不知道经济学家们有没有把自己的“机制设计”与政治家们的“制度设计”做一个学术领域的区别。“经济学家不应该对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指手画脚，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是政治家们的事情”（《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13）。如果经济学人对政治问题有瘾，不如干脆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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